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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在衡阳市珠晖区教育干部培训班上的演讲吴昕孺听说在座的各位大多是校长，我来到这里很忐忑。我做教育记者和编辑二十多年，和老师、学生打交道多，认识的校长很少。在我印象中，校长就像局长一样，是日理万机的领导。有时我们去一所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来跟我们座谈、交流，校长顶多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敬杯酒，说两句客气话就走了。他们很辛苦，要应付各式各样的领导，还要领导各式各样的师生，我能理解他们。最有责任感的人总是最辛苦的，每个领域都是这样，以育人为本的教育领域尤其如此。那我这次来，想和校长们请教和探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想和校长们探讨一下，教育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校长？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现在跟校长打交道少，但对校长这一职业却毫不陌生。这首先是因为我也做了15年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共经历了六所学校，每所学校都有它的校长。更为重要的是，我家里就有一位校长，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乡村中学的校长。我说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和我父亲有关的。我父亲1993年退休，不久就发现行为异常，到医院检查，是脑萎缩早期。他这个病也是循序渐进的，慢慢地开始不认得自己的亲友。他的学生们听说了这件事，相约赶在我父亲“神志不清”之前来看望老校长。我记得是1994年暑假的一天，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候，父亲的三十多名学生齐聚我家里，他们有来自海外的，有在中纪委上班的，也有在学校当校长和老师的，还有货车司机和做生意的。那时，父亲还能叫出其中两个学生的名字。那天，学生们簇拥着自己的老校长，讲述往事，倾诉离情，一起照相，他们就在我家里做了一大桌菜，把我父母供在上座，连我这个做儿子的都插不上一点手。这次聚会之后没几个月，我父亲就只认得我妈了；不久，我妈都成他的“陌生人”。还没完，这次聚会中有一位从美国赶回来的学生，叫黄小克。她是美国较有名气的一位医生，她看到我父亲的症状后，就从美国寄来一种专门治脑萎缩的药，而且在父亲每次快吃完的时候，就能收到她寄来的新药，从没间断，直到我父亲2004年去世。我们除了“感谢”两个字，没有为这些药付过一分钱。父亲看病时，医生对我说，估计还能活五年。结果，我父亲撑持了十年，除了我母亲的悉心照顾，应该说，来自美国的我父亲那名学生情义无价的关怀，同样至关重要。第二个故事就与我有关了。1984年底，我在长沙县九中读高三，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校长叫吴亮华，当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校长。年底放假前，学校照例要开大会，由校长做工作报告。不巧的是，那次开大会前一天，他患上病毒性重感冒，住进了医院。怎么办？按常规，有两个办法，一是大会推迟；二是换上某位副校长或教导主任做报告。吴校长的决定让人大吃一惊，他让大会如期召开，换上做报告的既不是副校长也不是教导主任，而是我，是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当即有人提出异议，吴校长说，为什么不能让学生来做学校的工作报告？让学生更了解学校的工作，多好！我接受这么大一个任务也很紧张，加上读高三了，只想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不想去做那劳什子报告。我记得，在病床前，校长对我说，复习时间随时都抽得出，到讲台上去做一次报告，是多大的锻炼啊，你非给我完成任务不可！那天晚上，我放下书本，拿了吴校长已经写好的报告反复读了好几遍。第二天，我不仅读好了吴校长的报告，在谈到学生活动的几个地方，还有即兴发挥，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从天而降的任务。那次经历让我刻骨铭心，从此，我更加自信，至少在任何场合讲话都不紧张。故事讲完了。这两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现在并不遥远。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我希望还有，我希望我们永远处在一个学生感恩学校和老师、学校能让学生自由发展的时代。然而，理想的丰满或许无法遮蔽现实的骨感。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校长都像我父亲那样，是从一个普通老师做起的，从优秀老师的岗位上成长为一名校长。那么，大家不妨想一想，我这个做校长的，给了哪些学生以自由发展的机会，会让多少学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对我这个校长刻骨铭心？这不是我提给大家的问题，这是教育提给大家的问题。我们不是厅长、局长、处长，我们是校长，我们的职业是教育工作者，而不是行政官员。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一个校长做成了教育工作者，那这个校长就守住了他的底线和本分；如果我们把一个校长做成了行政官员，那这个校长就偏离了自己的航道。当然，这个校长还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那么多老师，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当校长呢？因为你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个校长必须是一群教育工作者中间的领头人。这才是校长的应有之义。所以，其实对一个校长的要求，比对一般行政官员要高得多。当一名校长，也比当一名普通的科长、处长难度要大得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想想都知道，这里面是如何的费心、费力，需要多大的智慧与担当。所幸，校长群体中有在座的各位精英，你们敢于坐在校长的位子上，又敢于在这样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