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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 　　【摘要】2016年12月17日，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通过对方汉奇先生从教65年来贡献的回顾，初步研讨了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历史与内涵。作为“画地图”式的基础性研究，方先生的作品侧重于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编纂，这种描述源于条件的限制，也因为学科的需要。如果说描述分为实证与编纂，今后的新闻史学更需要补上实证这一课，从而完整化从实证、编纂到解释、预测的历史学认识逻辑。“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也正是源自这一逻辑的对实证新闻史学的呼吁。理顺新闻史研究的困境，厘清描述与解释的关系，端正新闻史观和“问题意识”，有待研讨会后的继续思考与实践。 　　【关键词】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研究方法 　　2016年12月17日，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研讨会暨方先生从教六十五周年庆祝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家单位的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贺方先生九十华诞、共话新闻史研究百年。①与会专家学者回顾了方汉奇先生从教65年来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新闻史学教研事业的辛勤工作，历数了方先生在撰写专著②、编修史籍③、作育后学④等方面的杰出贡献，研讨了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学界业界在受益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皇皇巨著时，常感怀这些成绩的本源和初心――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方先生在讲话中调侃自己为“小虫子”，是诸位研究者显微镜下的观测对象。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豁达乐观，隽永清新，方先生的处世之道与治学思想，都是非常值得晚辈后学切磋琢磨的。本次学术会议的主旨也在于此：通过对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研究，厘清源流、端正初心、迎接未来。 　　从1917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至今，中国新闻史学的研究自报刊史而至广播、电视、新媒体等，自内容研究而至文本、人物、经管、事件等，走过了一百年的学术历程。百年学术之路愈走愈宽，离不开戈公振先生的初创之功，更离不开方汉奇新闻思想的正确引领。“方先生是继戈公振之后的第二座丰碑”，有学者在会上如是说。坚持历史的科学，坚持在描述基础上的解释，经历了大浪淘沙般洗礼的方汉奇新闻思想不仅证明了它“历史”⑤的正确性，还将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研究的未来发展继续指明方向。 　　尽管方先生在会议致辞中称大家对其“善颂善祷、（有）溢美之词”，但经过时间和实践检验的方先生的教学科研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通过数以万计的教材使用者、数以千计的课堂听讲者、数以百计的“方门”和私淑弟子，方先生在三尺讲台用65年⑥的时间影响了几代新闻人，是?c会学者口中心中的“泰山北斗”⑦。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方先生在新闻学界业界崇高贡献的取得，离不开多年冷板凳的坚守、宠辱不惊的坚韧和治学思想的坚定。治学如水，源远流长：自1951年登上讲坛至今，方先生坚持治史、治新闻史、治报刊史，历经大浪淘沙、风雨如晦而矢志不渝。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研究者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⑧“未来的新闻史研究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1]“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2]“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方面的联系更是异常密切。”[3]与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验证了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回应了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丰富外延，预示了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的生命力。 　　百花齐放，蜂舞蝶喧。本文从史学研究、作育后学、思想源流和未来展望四个部分，结合研讨会发言提及的和笔者认识的方先生在65年间才、学、识、德的史家风范，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的某些声音，探讨“描述”的应然和“描述”的方法之于新闻史研究的根本性及其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实用性，由此廓清方汉奇新闻史学思想在新闻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的正确内涵。⑨ 　　一、皇皇巨著 山高水长――方先生于历史研究的建树 　　方先生的新闻史课堂妙语连珠、精彩纷呈，不仅教室座无虚席，就连台阶和窗外楼道也挤满了攒动的年轻面孔。⑩大学教师是学者，但首先是老师。作为教师，教书育人、春风化雨是首要任务。方先生自1951年登上圣约翰大学的讲坛，65年来对这一理念的秉承从未改变。“新闻史有那么丰富有趣的事儿，如果老师还讲不好课，那可要打板子”，2013年11月，方先生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讲座课上如是说。其时方先生已是87岁高龄，但神清语利、逻辑井然，用3个小时的时间总结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站稳讲坛，是方先生从未改变的坚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化学子、培养栋梁，言传身教毕竟传播力有限，建构适应中国需要的教材体系是方先生走上新闻史讲坛后的迫切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