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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与国法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纪律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执政党制定并不断完善其纪律，各级组织与党员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遵守其纪律，具有积极意义。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政治领导者，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践行者，其地位十分特殊。但在法律面前，执政党组织与党员又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与其他社会团体及公民同处于平等地位，同样应遵守法律。中共十二大以来的党章也都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执政党纪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遵守宪法与法律的规定。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执政党纪律不得赋予执政党组织和党员以任何法外特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执政党的基本行为准则。执政党没有、也不应要求狭隘的党派利益。因此，执政党纪律不得违反或超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赋予执政党内任何一级组织或任何成员以任何法外特权。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和法规的，依照规定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第三十二条规定，党员受到党纪追究，需要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作出或者批准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应当向有关机关或者组织提出建议；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二、执政党纪律应与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条例》第四条规定党员在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新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三条，更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列为监督重点；《条例》第五条规定，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纪行为的认定，应当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的原则。不难看出，执政党纪律的制定，借鉴了国家法律的一系列基本原则，既为党内政治文明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时也从一个方面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三、执政党纪律的实施，要尊重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对执政党员犯罪、违法、违规所作出的处理意见，并将后者作为进行党内纪律处分依据之一。同时，《条例》第三十三条还明确规定，对违纪党员需要作出司法、行政处理等的，执政党组织应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这表明，执政党组织还负有协助有关机关、单位实施法律、法规的义务。 执政党各级组织与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多为执政党员。为确保各级党组织与党员更好地履行执政党义务，有必要作出更为严格的纪律要求。从《条例》、《党章》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来看，执政党纪律的严格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执政党员的公民基本权利和其他权利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比如，执政党员就不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党章》第三条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首要义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中央组织部文件《妥善解决共产党员信仰宗教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无神论者，只能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再如，执政党的政治纪律对党员作为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党员在党内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不得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 2、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可由公民自由选择的任意性规范，在执政党纪律中被确定为命令性、禁止性的义务规范。比如，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制定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规定，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利用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的，应作出检查，并可能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从法律角度来说，自由消费是公民的权利，但对执政党员来说，这项公民权利同样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3、道德规范上升为纪律规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基本治国方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实行法治与德治的主导力量。执政党员在“以德治国”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因此，社会与公众对执政党员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许多重要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被上升为执政党纪律规范，大大提高了执政党员的道德底线，加重了执政党员的纪律义务。《条例》第十四章就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如政治上缺乏诚信者（一百四十九条）、个人生活有失检点者（一百五十条、一百五十一条）、不承担家庭责任、不尽亲属义务者（一百五十二条）、麻木不仁、见义不为者（一百五十三条），等等，都可能受到党内警告直至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从法律角度看，前述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某些情形，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可能只受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的谴责。 执政党纪律与国家法律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国家法律以权利为本位，而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