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至18世纪中国园林文化对英国园林转型影响.docVIP

17至18世纪中国园林文化对英国园林转型的影响 　　[摘 要]15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随着“中学西传”和商业活动的不断发酵，中国的哲学、工艺美术和园林艺术在欧洲大陆不断产生影响。中国园林文化在17至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以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英国风景园林的转型都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中国的园林文化在影响英国园林文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关键词]英国园林；中国园林；文化交流；东学西渐；社会影响 　　[中图分类号]S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2-0060-07 　　自16世纪的文艺复兴起，欧洲文明广泛吸收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逐步向近代社会迈进。伴随着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的商品如陶瓷、丝绸、漆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一时间，从欧洲贵族至平民都对中国物品非常喜爱，几近痴迷。随后，中国的陶瓷、室内装饰、服装和建筑等文化符号引发了欧洲持续百年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中国热；法语为Chi-nese-esque，意为“中国式的”）。其中，中国的园林艺术深受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欧洲国家的关注，以单体和曲线形式存在的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的土地上被大量模仿和实践。从十七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受到启蒙时代（Ageof Enlightenment）理性与现实生活哲学观的影响，对蕴含孔孟儒学、道教哲学的中式园林艺术十分推崇，来自中国的园林艺术逐渐唤醒了英国民众对自然和原始景观的热爱，并转变了英式造园的观念。中国园林的不规则曲线被造园师推崇为反对几何式花园最常用的武器。到18世纪下半页，英国园林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了中国和欧洲古典造园艺术的特点，形成了蕴含自然风景的园林风格。本文通过研究史料文献和造园实例，深入挖掘中国园林文化在英国造园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并为中国文化和造园艺术影响中的西方造园发展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一、思辨：17-18世纪中英之间的交流 　　（一）文化交流引发“中国热” 　　17-18世纪，欧洲商船从中国运回大量商品，旅居传教的教士同时带回大批报告、书信札记、游历日记和见闻，此类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农业、工商业、文学艺术、历史的著述为欧洲开启了中国文化之门。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被译成拉丁文、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书中描绘的“仁政德治”和“民贵君轻”思想、官僚的科举选拔制度与欧洲的官位世袭、贵族特权截然相反，使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产生了极高的认同感。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大中华帝国志》中记录了中国宏伟、奇特的建筑，并宣称使用了特殊的材料制成；官员府邸里的花园，草木繁盛并使用了水景，十分精致。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引起了英国文艺界的关注，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拉雷吉（Walter Raleigh，1554-1618）和海勒（Peter Heylin，1599-1662）等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被广为引用。书中对中国介绍详尽，但门多萨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内容主要来自其他传教士的游记或假想。 　　进入18世纪，欧洲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随后风靡英国的中国造园艺术。德国人菲舍尔?埃尔拉赫（Fischer Von Erlach）的《建筑简史》（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Architektur）介绍了中国古典造园艺术中的垒山技艺和太湖石的造景手法。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绘制多幅以承德避暑山庄为题材的“三十六景雕刻版画”，1742年，他将这些珍稀的中国园林图像资料带回英国伦敦。版画中对于园林和建筑的描绘将一直以来大家只能通过文字描述而揣摩的中国园林升级为可视的图像。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曾作为乾隆的皇家画师，在圆明园工作和生活三年。他称赞园中的景色虽然全部是由人工完成的，但却似“由自天成”，他描述中国园林的特点是并非严格的按照中轴对称，从尺度上寻求体验的和谐，完全不同于法国的古典主义造园风格。他以艺术家的敏锐嗅觉体悟到中国园林的美学内涵：源于自然，注重重塑自然界中的万物和谐，空间与尺度柔和，且不失游赏趣味。他与友人的书信随后在法国出版，受到了英国学者们的欢迎，推动了英国园林的设计革命，对日后英国自然风景园的倡导者伯灵顿伯爵和肯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修正了欧洲学者和设计师从文字和插图中臆想的中国园林形象。 　　（二）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英国“中国热”浪潮 　　英国凭借强大的航运和海上的霸主地位，逐渐在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16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抵达中国台湾。随后，从十八世纪初，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