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市官方对娼妓业管理.docVIP

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市官方对娼妓业的管理 　　摘 要：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市娼妓业极为猖獗，《滨江时报》对其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地报道。在一定时期，有公开的妓院，但许多妓女仍然选择做暗娼。为了减轻娼妓业的危害，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首先是严禁患花柳病的妓女营业，其次是为妓女开设培训文化和卫生知识的学校，最后是废止娼妓业，但1923年和1925年的两次废娼，均以失败告终。而对于哈尔滨市特有的暗娼――缝妇，官方的查禁则是有效的。 　　关键词：哈尔滨市；《滨江时报》；娼妓业 　　中图分类号：K26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21-02 　　 　　娼妓业是旧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其危害自不待言：败坏社会风气，传播性病，使人倾家荡产，等等。如1921年夏，哈尔滨市道里中国四道街路南广益学校附近，有十几名白俄暗娼，不仅令一帮无赖趋之若鹜，还主动勾引、强拉硬扯该校的男生，危害教育事业[1]。娼妓业还导致拐卖人口行为的猖獗，如有一个经营妓院的“乌龟”林玉山，除让自养的三名妓女卖淫外，还不断派人到山东购买良家幼女来哈市，转卖给别的妓院，获利甚多，终被警方侦破[2]。有的暗娼还勾结坏人，对“乡屯大头”（即土财主）进行敲诈，且窝藏犯罪分子[3]，妨碍社会治安。当时的大多数妓女类似于今天的“三陪小姐”，好逸恶劳，贪图清闲的生活，不愿从事低收入的工作或劳累的工作，不知廉耻为何物。现在为数众多的“三陪小姐”群体，也对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危害。有鉴于此，笔者阅读了1921―1929年间的哈尔滨市地方性报纸《滨江时报》，探讨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治东北时期官方对娼妓业的管理办法及经验教训，以作为今日的借鉴。《滨江时报》是1921年3月创刊的，又因为在1930年和1931年“九?一八”之前，该报关于娼妓业的报道很少，故以“20年代”为题撰写此文。 　　一、《滨江时报》所反映的当时哈尔滨市娼妓业概况 　　在一定时期，哈市实行公娼制度，可以公开开办妓院。如1924年10月初，哈尔滨市特别区尚没有以中国妓女为主体的妓院，此时有人申请设立，已有妓女46人，准备赴特别区营业[4]。公开的妓院必须照章纳税。妓捐是哈市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本埠妓捐向归财务处经收，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警学经费以及慈善事业，多半恃其补助。”[5]一般来说，入冬以后，因种种原因，妓女多迁往外地，而滨江地方财务处所征收的妓捐也逐渐减少，如1928年11月各处妓捐总额为大洋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与夏季相比“锐减”[6]。到初春天气渐暖之后，1929年3月收入妓捐大洋六千九百二十七元伍角，“较之冬令已大见起色矣”。[7]兹据《哈尔滨市志?财政志》，哈尔滨市在1923―1929年，每年财政收入约为180万元[8]。以此计算，每月平均应有15万元的收入。如以妓捐每个月六千八百八十二元伍角来保守估计，则妓捐占总收入的4.6%,确为“地方收入之一大宗”。 　　当时妓女麇集之处，是荟芳里，一作会芳里。除了公开的妓女，还有大量暗娼，据该报1926年9月载，“乐为暗娼者有二原因。一是以中等貌之妇女，若为公娼，即无人过侧，改为暗娼，一般登徒子流即趋之如鹜，视为希世之物，目为不世奇遇，其收入较公娼为易。二是操暗娼生涯，可避免一切捐税，不受丘八窑皮等之滋……此亦其一原因也。”[3]这里明确指出，对于同一个娼妓来说，做暗娼比公开的妓女收入要高出许多，以致于暗娼大量增加。 　　“缝妇”是存在于哈尔滨市的一种特殊妓女，为他处所无者，兹略述之： 　　“本埠有一种特别风俗者，是即十七八岁闺女，每日上街缝活，以致招惹狂蜂浪蝶，时有不规则行为映入眼帘……每日妖冶怪态，实与风化攸关……”[9]。“该缝妇每日十数成群坐于大厅两旁阳沟板上，任情调笑。”[10] 　　这种“缝妇”不纳妓捐，不受妓院老板管理，显然应归于暗娼一类，是哈尔滨市特有的暗娼。 　　二、《滨江时报》所载哈尔滨市官方为妓女体检、培训等管理措施 　　妓女得病，在所难免。尤其是由于当时缺乏青霉素一类的强效药物和现代化的安全保护工具，所以较之今日，花柳病的传播蔓延要猖獗的多。鉴于这种情况，有必要对公娼进行体检： 　　“黑龙江官医院院长张子芳，因花柳病传染最烈……则由妓女不知清洁、不讲卫生故耳。兹为预防起见，特呈准省长，在本院筹设妓女检验所，所长由院长兼充，医官及其他职员，亦由院内旧有人员兼理，每月酌给津贴，不另支薪。每月需次检验，其检验费及每次每名头等八角，二等五角，三等四角，四等三角，统归所内经费。”[11] 　　这个机构的设置，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适当减少了性病的蔓延。但由于检验每月一次，相当频繁，减少了妓院老板的收入，所以“对于检验妓女身体一事，彼等则极端反对。”[4]应当指出，从今天状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