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社会内涵解读.docVIP

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社会内涵解读 　　摘要：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从女性的历史政治反思、对自然万物的平等观照、女性的城乡经验三方面参与了对社会公共话题的思考。这一创作事实不仅是对那些认为女性散文视野狭窄、境界偏低的看法的一种反驳，同时也是一种女性主体建构理路的发端。 　　关键词：女性散文；社会公共领域；主体建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6―0221―04 　　 　　在不少男性批评家心中有一个共识：女性散文视野狭窄，不关心社会，只关注女性“个人内心的杯水波澜”。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女性散文研究的进行，大多男性批评者不愿涉足其中，女性批评者即使研究女性散文也总有种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我们并不否认有少数女作者的散文确实过于琐屑平庸，缺乏宏阔视野，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女性散文本身。事实上，女性散文思想的根须已广泛伸展到了历史政治、自然文化、城乡等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老一代的冰心、杨绛、丁玲、文洁若、乐黛云、丁宁、宗璞、戴厚英等，中年一代的苏叶、王英琦、韩小蕙、王安忆、铁凝、筱敏、张抗抗、王小妮、迟子建、徐小斌、胡传永、唐敏等，年轻一代的徐坤、顾艳、冯秋子、素素、陈彤、楚楚、唐韵、周晓枫等，她们有的反思历史政治，有的驻目城市乡村，有的关注自然万物，在对社会公共话题的思考中正面进行女性的主体建构。 　　 　　一 　　 　　对于出生于20世纪初和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作者来说，建国后的历次运动左右着她们的生活，她们的亲朋好友乃至她们自身都曾被卷入其中，她们用散文记下了亲朋好友乃至自己所经历的政治劫难和历史反思。杨绛的《于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冰心的《我的三个弗弟》，丁玲的《牛棚小品》，韦君宜的《思痛录》，戴厚英的《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心中的坟》，文浩若的《梦之谷奇遇》、《才貌是可以双全的》，宗璞的《哭小弟》、《水仙辞》、《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等都是这种反思的产物。这些散文或者书写亲朋好友的苦难遭际，或者反恩历次政治运动对个人思想能力的剥夺，或者思考革命、群众、集体等巨型语词所导致的人性异化，或者审视动荡政治中的日常生存，显示了女性视野所能达到的深广度。尤其是杨绛的散文，集中代表了女性历史政治反思散文所能达到的高度。 　　杨绛的散文大都记述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杨绛以卑微为“隐身衣”，这种自居卑微的视角使她“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从容地站在政治边上、人生边上观察别人也观察自己。尽管这种凡间的“隐身衣”无法保护凡胎俗骨不受损伤，但却可以避免陷于“皇帝的新衣”一样的自我欺骗。在“隐身衣”下，杨绛得以超越意识形态宣传中代表先进方向、代表一个谁也看不见的神圣语词“群众”的限制，看到革命群众的真相。《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风狂雨骤的政治形势下，宿舍大院里的“极左大娘”指挥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批斗折磨所谓的“牛鬼蛇神”，一个大姑娘用柳枝做鞭子抽打着“我”清理垃圾，有幸未被列为“权威”的老先生从马桶里捞出邻居焚毁的信件碎片敬献给革命群众，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大街上的孩子随时准备揪出可疑的人；但与此同时，宿舍大院大半的人不愿观赏“极左大娘”领导下的表演，家里的阿姨不肯写大字报骂“我”，王大嫂和张大妈在“揪斗”时示意晚归的“我”退出大院以免挨斗，煤厂工人主动给沦为“牛鬼蛇神”的“我”送煤，被罚扫厕所后相熟不相熟的人悄悄的慰问，年轻人可爱的鬼脸……在这些“小故事”和“小穿插”中，有革命名义下恶的膨胀，有政治浪潮导致的人格扭曲，杨绛在作为边缘者窥到这些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多的“披着狼皮的羊”和“乌云的金边”。这是善的种子在动荡年代的留存，是杨绛从尊重理解每一个普通生命出发，对被裹挟进历史苦难的难以数计的群众人性之善的发现。历史的丰富性在这样的叙述中呈现出复杂而不是单调的面目。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杨绛作为知识分子人性的高贵，这种高贵不是通常所说的表现在与恶的正面交锋时的高贵，也不是凛然不可侵犯的高高在上，而是在恶肆意横行时，仍保持对善的坚信。 　　老一代女作者在被卷入这样那样的政治运动时，尚有“五四”思想资源作背景，这让她们尽管时时感到一种矛盾的痛苦，但总有一个思想之根可供依侍。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女作者是没有这种思想之根的，她们是在政治话语的灌输下长大的。从个人经验生成的思想在当时是非法的、不被认可的，她们不得不接受外部强行灌输的流行思想，不得不承受野树一般的“畸形生长”。筱敏记下的正是这种野树一般的“畸形生长”。《成年礼》中，作为“文革”风暴的“边缘人”，作者在被革命扔掉以后找不到道路的茫然中开始了阅读，从贴满任何一面墙壁的大字报、大标语到漫天飘飞的传单。这是当时她了解社会、认识现实的唯一合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