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制度下串谋行为管制三方演化博弈分析.docVIP

EPR制度下串谋行为管制三方演化博弈分析 　　摘要：生产企业在实施延伸生产者责任制（EPR）中，有可能与审查人伙同串谋，产生“搭便车”问题，导致国家利益受损。通过构建生产企业、审查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影响三方博弈均衡的重要因素，探讨生产企业与审查人串谋行为的产生条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延伸生产者责任制（EPR）；串谋；演化博弈 　　中图分类号：F224.1；F270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3.004 　　1 引言 　　现代社会大量的废弃工业产品因得不到合理的处理而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绝不仅仅是少数经济活动偶然的副产物，其根源于市场、社会和政府力量所构架的经济决策活动之中[1]。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1988年，瑞典环境经济学家托马斯（Thomas.Lindhquist）提出生产者延伸责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简称“EPR”）的概念，被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认为是最有希望解决废弃产品和其污染问题的手段之一[2]。EPR是一种基于“污染者付费”的环境保护策略，主张将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理和最终处置阶段，以达到产品生命周期环境绩效最优的结果[3]。 　　2008年我国全国人大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确立在我国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在此前后，众多学者结合国情探讨了实施EPR制度的相关问题。例如，赵一平、付小勇、郑云虹等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完全信息情境下，政府和核心企业的静态和和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描述了政府与核心企业的互动关系，以及政府应采取的激励机制[4-6]；王兆华、尹建华等指出回收制度及法规对企业回收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行为有显著影响[7]；钟永光等从整合非正式回收者的角度得出，政府对非法拆解征收环保费用或者提高有资质回收企业的回收价格，可以激励回收小商贩参与环保拆解[8]。 　　国外学者对EPR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2000年，托马斯的题为《清洁生产中的延伸生产者责任》的博士论文，阐述了EPR的背景、内涵、目标、实施方式、以及各国的实践经验。[9]随后出现了大量关于EPR议题的研究，经合组织（OECD）在2001、2004和2005年分别出版了《EPR：政府工作指引》、《EPR 经济分析》以及《EPR项目的成本收益评估分析框架》，通过对各国EPR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总结了EPR实施项目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实践启示。托马斯的原创理论研究以及OECD的后续实践工作，成为各国学者继续开展EPR研究的基础。Sander和Tojo等总结了欧盟电子废弃物（WEEE）实施情况，[10]Akenjin和Manomaivibool以及Dwivedy等探讨了泰国、印度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的EPR实施情况[11-13]，其中学者们共同关注了生产企业在实施EPR制度中的“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搭便车”是指生产企业逃避履行延伸责任从而不付出相应成本的行为，德国“Dual System”回收系统曾因生产企业的“搭便车”损失惨重，[3]缅甸也将其视为影响EPR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国已在废弃电子产品、汽车、包装物等领域推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但针对我国国情，如何管理应对EPR制度下生产商与审查人的串通问题，探讨尚不充分。因此，本文运用演化博弈论分析工具，构建生产者、审查人和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博弈均衡条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2.1 模型的基本假设与收益矩阵 　　EPR制度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到产品消费后阶段，审查人对生产企业的EPR义务履行情况进行核查，并对政府主管部门上报企业EPR的实施情况，企业若不能通过审查就需要缴纳废弃产品处理基金，其生产成本将被迫提高。因此，为规避履行EPR义务带来的成本，某些生产企业可能与审查人员发生串谋活动。为避免这种情况，政府主管部门可能需要花费额外的人财物力对企业和审查人的活动加以监督，由此形成了生产企业、审查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三方博弈。该三方博弈模型建构的基本假设是（各参数含义如表1所示）： 　　（i）生产企业串谋成本需小于因被审查发现而被迫履行EPR所增加的成本，即，否则其无串谋动机； 　　（ii）政府主管部门若监管良好，则一定能够发现生产企业和审查人的串谋行为。 　　政府主管部门选择监管策略时，若生产企业和审查人发生串谋行为，则勒令违规生产企业履行EPR义务并予以罚款，另外针对企业和审查人的串谋行为分别进行处罚；若生产企业和审查人不发生串谋行为，则政府主管部门浪费审查成本，但获得生产企业不履行EPR义务的罚没收入。 　　政府主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