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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严峻的挑战前阔步 　　北京市服装三厂的名气很大，是因为在1981年秋的民主选举中，以全票当选厂长的张洁世，一上台就推行了一整套的改革措施，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使企业从死亡线上摆脱出来，而且到目前为止仍蒸蒸日上。然而，正象几乎所有对改革的报道那样，这个厂也经历了改革一一改革波折一一坚定改革的过程，而占该厂职工50％以上的青年在这个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场痛苦的革命。也许，以下两项改革措施，对他们自身素质和观念的挑战，是最为严峻的了。 　　第一项：“管卡压” 的建立 　　张洁世一就任，便雄心勃勃地对过去16年一贯制的棉服产品进行了更新换代，以新型的夹克衫、防寒服、风雨衣取替市场滞销的棉服产品。他们怀着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请来外国客商。第一位是个日本客商，他到生产车间看了一圈后，用东方人的含蓄对翻译说：我的产品交给这样的厂加工，不放心。第二位是个美国客商，他同样到生产车间看了一圈后，用西方人的直率对翻译说：与这样的工厂订合同，我就太愚蠢了。 　　这样令人屈辱的话，强烈地刺激了厂长张洁世。这些外国客商看到了什么？没有一棵树、一盆花的厂院；破棚子下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地散在各处；工人们身穿又脏又破的工作服；机器被油污掩去了本来的颜色；车间里的电线上挂着变了色的棉花绺；随眼可见的垃圾、痰迹……美化生活的人们却在一种极不美化的环境中生产，能让人相信他们的生产能力吗？张洁世下决心改变这落后的厂容厂貌，他制订了《服装三厂厂容卫生考核标准与奖罚办法》，从随地吐痰、乱泼茶根到买饭加塞等70多种现象，均属违规违章，一律罚款。一整套严格的“管卡压”制度就此诞生。 　　16年了，工人们都是在花絮飞舞的“棉花篓”里生产，养成了一套适应“棉花篓”的习惯：脏、懒、散。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没有人说对或不对，你张洁世能下得去手吗？更有一些青工嚷嚷开了：“这是车间，不是人民大会堂！”“甭听那一套，吓唬人呢！”但是，这次并不是吓唬吓唬而已了。厂团委组织科室团员成立了青年监督岗，每月不定期地到各车间、科室检查，凡违规违章者便遭到毫不留情的罚款。当然，被罚者会收到一张罚款收据，证明他的钱被留做厂青年活动经费了。仅1982年就有110多人次的罚款！ 　　一时间，全厂笼罩了“被罚”的恐惧，青年监督岗成了挨骂的主要对象。有的车间干脆派一个青工在车间门口来个“反监督”，只要一发现青年监督岗的人，便高嚷一声，“‘鬼子’进村了！”骂也好，“反监督”也好，“鬼子”终归要“进村”，而且经常是厂长或党委书记领头“进村”。张洁世就是冒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非把张洁世的骨头砸碎不可”的巨大压力，坚定地推行着这套“管卡压”。 　　罚款终究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特别是在人们还没有觉悟的时候。厂长天天讲，党委书记到处讲，工厂的广播也一遍又一遍地讲。讲现代化企业的先进管理，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性，讲外国客商对我们的歧视。自觉或不自觉地，职工们从思想到作风都开始转变了。青年们一见到违规违章的现象，就主动地去找青年监督岗：“你们快去看看！”而到今年，几乎没有人再被罚了。从丢弃几十年养成的旧习惯，到培养一种适应文明生产的新习惯，职工们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跨越了这个高度。 　　一位联邦德国的客商到北京订货，市外贸局向他介绍了服装三厂，他将信将疑地也到生产车间看了一圈，一看便促使了他把在南方订的合同全部退掉，宁肯承受退合同赔款的损失，也要让服装三厂加工的决心。他看见了什么？铺着塑料地板的车间，身着整洁工作服的工人，擦得铮亮的机器，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高兴地对张洁世讲：“你们是中国最好的厂家。就是在西方也是好厂家！”又一位瑞士客商说：“我们访问了十几个国家、地区，象你们这样好的厂家还是头一次见到。” 　　现在，服装三厂的产品畅销国内35个大中城市，出口到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年职工的思想、素质也随着他们产品的畅销而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没有人再认为“奖罚办法”之类的条例是克扣工人的“管卡压”了，因为正是这种“管卡压”使他们具备了主人翁责任感和祖国荣誉感。 　　第二项：“大锅饭” 的破除 　　人们在形容我国现行工资制度时，有一句概括语：干好干坏一个样。1983年2月7日，赵紫阳总理在中南海听取了服装三厂的工作汇报后指出：“现行的工资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83年12月，经过慎重、周密的考虑，全厂开始试行浮动工资，即：从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中拿出10元加月人均奖金10元，根据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每个职工的生产、工作成果上下浮动。 　　“大锅饭”被破除了，顿时体现了奖勤罚懒，有的职工仅从被扣的10元基本工资中挣回了二分钱。全厂大哗。有个青工给厂长递纸条：“厂长，建议你去看看电影《血，总是热的》。”张洁世真的抽时间去看了，但他出了电影院后也没明白：这个改革的厂长不错啊！然而，青工的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