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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盛律令中反坐制度探析 　　摘要：《天盛律令》是在唐宋律的基础上，结合西夏本民族特点制定的。法典中的反坐制度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在借鉴唐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范围上除适用于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制度与唐律相较具有重刑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特点。 　　关键词：反坐；《天盛律令》；唐律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8-0000-00 　　何为“反坐”？戴炎辉先生认为反坐是一种同害刑，“其所谓同害，乃以被害人所受害恶（即加害人之加害），反报于加害人；以其所受害恶为加害人应得刑之内容”。[1]（P26）反坐早在秦代就已存在，《秦简?法律答问》载：“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审，以所辟罪罪之。”[2]（P203）即控告不实，以所告之罪反坐。汉代法令中对证言不实适用反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载：“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3]P149“证不言请（情）”即证言不实。魏晋时的律令沿用反坐刑罚，不少文献对此都有记载，如《魏书?曹爽传》载：“宣王乃忿然曰：‘诬人以反，于法何应？’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4]（P177）另外魏晋时的反坐实行连坐原则，如囚徒诬告他人，则反坐连坐家属，“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5]P925至唐代，反坐立法日趋成熟，《唐律疏议》就采用一般原则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对反坐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唐律《名例律》中规定了“反坐不连坐”的原则及“死者，止绞而已”[6]（P137）的刑罚尺度，与前代相比，要宽和不少。同时唐律还明确了适用反坐的两类犯罪：（1）诬告罪。“诸诬告人者，各反坐。”[6]（P428）（2）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6]（P562～563） 　　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没有唐律《名例律》这样的总则部分，因此未对反坐作原则性规定，反坐的适用散见于具体条文。但纵观律文，我们没有发现与“反坐”相类的法律术语。法典中的反坐多以“以某某法判断”、“与承罪者相当”、“与所诬同罪判断”等形式表述，如对谋逆等十恶重罪的诬告，“依谋逆法判断”；[7]（P449）如节亲门下人不应为知证而为知证，“判断已至则与承罪者相当”；[7]（P448）如《误殴打争斗门》中，“因殴打争斗而告时语诬者，与所诬同罪判断”。[7]（P481）《天盛律令》的表述方式使反坐与其他刑罚极易混淆，特别是与比附。比附与反坐同为刑罚手段，反坐为同害刑，即“被害人所受害恶，反报于加害人”，比附则是因“断罪无正条”而比照相类条文，二者适用的条件与范围均不相同。但因《天盛律令》未明确“反坐”概念，以致易于混淆，如《搜盗踪迹门》中，某人盗窃畜物，畜物主人已有线索，前往盗人家中搜寻。此时“若盗人对搜者诬陷，使与乱拿持罪相等判断”。[7]（P180）这里“与乱拿持罪相等判断”与诬告反坐类似，但适用的却是比附原则。 　　《天盛律令》中的反坐在适用范围上要广于唐律，除诬告罪与司法人员故出入人罪外，还适用于知证与局分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在具体运用中，有以原罪反坐、轻于原罪反坐、以增减反坐等多种形式，可以说《天盛律令》中的反坐虽无其名，但已是较为系统化的刑罚手段。 　　一、《天盛律令》中适用反坐的犯罪 　　1诬告 　　诬告罪是反坐的主要适用对象。诬告是指捏造犯罪事实，虚假告发他人的行为。从客体上看，诬告罪不仅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又涉嫌妨碍司法部门的正常活动，所侵犯的客体具有双重性，危害性较大。因此对诬告罪适用反坐，以其所告之罪罪之。所诬之罪越重，诬告者所受刑罚也越重。《天盛律令》对诬告反坐采用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相结合的方式。《举虚实门》中规定：“诸人十恶及余种种杂罪等举虚者，被告人已被缚制，则受未受问杖一律与所举罪相当。”[7]（P449）这是诬告反坐的一般性的规定。此外，《天盛律令》还特别规定“谋逆”、“失孝德礼”、“背叛”等十恶重罪的诬告反坐。“诸人自叛逃以上三种举言虚者，判断已至，则本人不论主从，不论官，依谋逆法判断，家门当连……从犯不论官，当绞杀，家门勿连。”[7]（P449）十恶重罪的诬告危害性大，往往造成统治阶级内部残杀，破坏统治基础，触及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因此法典采用特别规定的方式予以警示，体现了对皇权的严格保护。另外《天盛律令》还规定拷讯反坐，即拷囚三番而不肯招承，则举者当受拷杖。“因疑心未见而有告举者，推问时，谓所诉讼人腹心清净，未曾犯罪，不肯招承者，当三番拷问。受杖毕，无所说词，则举者当受拷杖。彼亦不伏其虚时，应何为，当奏报寻谕文。”[7]（P448～449）这种拷讯反坐若举告者自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