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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少数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史前史 　　重申1956到1964年间“作为一种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文化研究”，并非是为了将它从“批判性智识努力”的意义上归入“史前史”，而是指出这种“批判性智识努力”同样贯穿于1964到2002年间“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它并没有因为“体制化”而自己弱化这种努力。 　　或许，当初，当伯明翰大学将一种本来作为工人社区的理论和实践的文化研究接纳进大学体制时，只是想通过“体制化”或者“学科化”来弱化其批判能量；当它最终发现难以驯化这种能量时，它就找了一个借口（所谓因其在“学术研究评估”中名列末位并因之未能获得足够社会资助，不得不“末位淘汰”云云），把它解散了。 　　一 　　一种“原生性理论”在其跨国旅行中总会多多少少丢失一些什么，甚至是其当初的灵魂或者“存在的理由”，并不断添加着从新的跨国历史语境产生的以应对这个特定语境中的特定问题的“创造性误读”，例如“文化研究”在中国可能意味着因其“学科性”（所谓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一套“专门方法”，等等）难以归类而通常被“学科界线的警察”排斥在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之外的一切，因而当我们谈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时，我们有可能是在谈论“文化研究”，也有可能实际是在谈论“关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这正如戴锦华在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时所做的区分：“文化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研究与关注对象的转移与扩展，而且意味着对既定的知识结构、话语系统的质疑；它同时意味着对发言人的现实立场和理论立场的追问”。 　　尽管“创造性误读”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但对一种原生性理论的特定的历史语境、知识谱系及其原初追求的回溯，可以确定一个“基点”或者“起点”。并非偶然的是，从一个学术机构的编年史来说，1964年创立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有一个“终点”：它后来栖身于其中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于2002年7月被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其实，早在1987年，当伯明翰大学校方决定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时，它的左翼批判传统就开始被釜底抽薪了。随撒切尔夫人所代表的保守党当政而被迎进白厅并在那里被奉为官方哲学的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从1980年起就致力于动用行政手段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高等教育中清除新左翼力量。 　　早在几十年前，哈耶克等主张完全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就与主张福利经济的凯恩斯主义者进行论战，但遭到惨败。随后的五六十年代更是新左派的天下，哈耶克们只能通过一些自言自语的文章来表达他们的怨恨，并坚信“今日的异端将会成为明天的信条”。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时代来临，哈耶克们在朝圣山蛰伏了几十年后终于可以弹冠相庆了。其实，早在5年前，哈耶克就成了以撒切尔为领袖的保守党所供奉的先知。阿兰?艾伯斯坦的《哈耶克传》记载了发生在1975年保守党内部的一件事，当时，撒切尔夫人刚刚当选保守党领袖，其研究部门为她提供了一份温和的“中间道路”方案，但铁娘子完全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没等研究部门的人把话说完，她就从自己精致的随身包里掏出一本厚书，重重拍在桌子上，对那一圈人正色道：“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这本书正是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如果说之前的时代流行着一种左翼激进主义，那么，随着撒切尔夫人上台，一种右翼激进主义很快就成了“国家哲学”。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为“自由市场”提供道德合法性，为此就必须对所谓“辉格党人的历史学家”有关资本主义的描绘进行批判，斥之为“神话”或者“无稽之谈”。例如，1954年哈耶克在为自己一帮人出版的论文集《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写导言时，就集中火力攻击“辉格党人的历史编纂学”制造的一个“超级神话”。他先列举了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描述，然后写道：“不过，在所有这些神话中，有一个最离谱的超级神话，人们一直用它来贬低令我们当今的文明受益匪浅的经济体系，本书就专门探讨了这个超级神话，这个超级神话就是：随着‘资本主义’（或者是‘制造业’‘工业制度’）的兴起，工人阶级的状况反而恶化了，有谁没听说过‘早期资本主义的惨状’？有谁没有下面的印象：这种制度的出现，给以前知足常乐、心满意足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新痛苦？我们可能恰恰是在维护一种已经臭名昭著的制度。人们指责说，这种制度，最起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使社会上最贫穷、人口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境遇恶化了。社会上无所不在的对‘资本主义’的强烈谴责，与下面的信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可否认，竞争性秩序确实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其代价却是降低了社会中最贫穷的人口的生活水准。” 　　但哈耶克们却认为工人阶级比他们以前富裕了，并以一系列有根有据的统计数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非虚言。哈耶克偷换了概念，左翼提出的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