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土默特地区及晋北地区旱灾移民与区域一体化.docVIP

20世纪20年代末土默特地区及晋北地区旱灾移民与区域一体化 　　摘 要：20世纪20年代末，土默特地区及晋北地区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旱灾，使灾民的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灾民流离逃亡，饿殍遍野，惨状横生。他们无力抵御天灾，也无法避免人祸，只好选择逃荒。本文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本次旱灾移民为例，分别从边缘的模糊性与易变性、灾区移民的情感认同这两个方面来解读区域一体化的情况。 　　关键词：土默特；晋北；旱灾移民；一体化 　　一、 灾区概况与灾情描述 　　1. 灾区概况 　　（1） 地理环境 　　土默特地区为本文所论述的灾区之一，主要指现在的包头东河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呼市四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及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的大部分地区。土默特向东经过凉城进偏关或大同可入晋，向南经杀虎口入晋到达右玉。另一个灾区为晋北地区，主要指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地带，大底包括偏关、大同、左云、右玉等晋蒙交界地带的各县市。 　　（2） 灾区历史渊源与移民互动 　　土默特与晋北在地理上为邻接地带，在历史上则有着深远的一体化渊源。早在明朝时期，阿拉坦汗驻牧土默川后，就陆续有一些关内的地主知识分子和汉族农民出于某种考虑移民至土默特地区。明清之际，随着内地流民的大量涌入，一些先进的耕作技术也随之而来，晋蒙交界地带也逐步成为一个蒙汉杂居的半牧半农区。总之，从明代万历年间经清代到民国初年，土默特旗境内的蒙古族完成了由游牧生产到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完成自然离不开内地移民浪潮的历史事实。 　　人口迁移是影响移民地区（土默特、晋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土默特地区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汉民族的移入活动就日益频繁，从而导致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等需要为适应人口组成的改变而进行调整。土默特地区的移民主要是越过长城由南而北的农业民族，主要以晋北的忻州、代县、偏关、平鲁、河曲、大同、左云、右玉等地的汉人为主。 　　2. 灾情描述 　　20世纪20年代末，土默特和晋北地区都出现了严重旱荒，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其灾情之重“甚于光绪丁丑，实为五十年所未有，较之民（国）七（年）华北七省大旱，危急殆逾百倍。”[1]时值蒋、冯、阎大战时期，灾民在面对灾害的同时还要承担战争带来的苦果。1927年11月一1928年5月，奉军在山西雁门一带作战，雁门各县所负担的兵差比地丁正税大出225倍以上。[2]雁北地区，“兵灾之后，久亦感受荒旱之苦，近且伴之以疫，天灾人祸，交相迫逼，最近凡经其地者，殆无不为之心酸泪流。”[3]灾荒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死亡和大规模的逃亡迁移，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生存，大多踏上了逃荒之路。与此同时，灾荒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矛盾激化，暴力冲突出现，使得社会动荡不安。 　　二、20世纪20年代末土默特和晋北地区的旱灾移民 　　民国《偏关县志》记云：“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耸，无川流灌溉，所凭藉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便成庆歉，不独偏关然也。”[4]这句话描述了晋北地区的普遍状况：晋北属于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降水量少，所以干旱是该地区最频繁的灾害。加之该地区沟壑纵横，气候寒冷干燥及水利灌溉的极度缺乏，直接造成了当地农业生产完全依赖天雨，抵御白然灾害的能力极低，灾歉的频繁必使当地平民流离失所，奔走求食。 　　民国《归绥县志》载：“邑民其先多晋产，亦多晋俗，唐风之遗，首尚勤俭，迩来居城市者亦稍稍奢靡矣。”[5]可见，归绥当地汉民大多数都是山西移民的后裔。笔者认为，上述土默特与晋北地区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长久的移民历史所造成的“塞外晋风”的文化现象无疑为该区域的后续移民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另外，介于这两个地区生态环境脆弱，黄土漫布，沟壑纵横，对灾害抵抗力差的自然环境，可以推断出该区域的移民构成以灾害移民为主。加之20世纪20年代末的旱灾发生于动荡年代，中央和地方多无暇顾及灾荒，地方士绅在一定程度上也无法对灾民进行妥善赈济。以上种种，迫使大量灾民选择移民。 　　1.逃荒乞食者 　　20世纪20年代末绥远省发生的旱灾产生了大量的逃荒移民乞食者，灾民大多选择逃亡到外蒙和甘肃等地。而其他灾区的民众则因为不了解绥远灾情而长途跋涉至此，很多出关的灾民当进入河套一带时，才发现南北数百里内人烟绝迹，有的灾民因无从觅食，很可能饿死道周。此外，因绥远地区居住着大量山西籍贯的民众，为了逃避灾难，出现了携带儿女妻小返回祖籍者，时称“回关南”，因影响巨大而有东路二人台《回关南》存世。[6]上述表明，当灾害发生时，灾民因个体力量弱小而无力应对而不得不选择逃亡，不管是出于邻近地带考虑还是出于历史渊源考虑，晋北和土默特灾区灾民之间互相迁徙的事实在灾年确实大量存在。 　　2.沦为盗匪者 　　逃荒移民浪潮中不乏有一些逃荒无路、乞食无果的灾民，他们迫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