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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长沙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分析 　　摘 要： 《战长沙》作为一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于2014年播出后火爆荧屏，口碑极佳。本文对影视剧《战长沙》中的叙事策略与艺术手法做了简要评析，包括家国叙事、历史叙事、男主人公形象、女性视角、大时代的小人物群像等。 　　关键词： 《战长沙》 叙事策略 艺术手法 　　1.《战长沙》的叙事策略 　　1.1叙事意蕴：窥斑见豹的家国叙事 　　中国社会的一大典型特征是家国一体。国的微观构成是家，家的推而广之是国，国事即为家事，家事即是国事，国之不幸可以说是家之不幸，家的不幸又与国之不幸紧密相连。国在家中，家国二者几乎同质同构，统而言之，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典型文化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家国同构”源远流长。“家国同构”可以解释成“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1]。“家国同构”滥觞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即维系国家存在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成为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反映出血缘关系对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维系人们的关系则需要一套严密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即儒家所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礼”与“孝”。通过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将对家族宗亲的孝亲逐渐推广到对国家的忠君。古代中国讲究严格的伦理秩序，如“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国家中的君臣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这是封建社会运转两千多年的基本秩序。如此，人们对家的认同逐渐延伸为对国的认同，家族关系可以放大为国家政治的关系。因此，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儒家士人修齐治平的伦理原则。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能体现这一点。家与国的关系变得紧密而不可分割，家是国的基本要素和支撑，而国则通过家的伦理道德实现对国家每一个角落的统治。伦理化倾向成为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结构的一种典型特征。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之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都被其掩盖，形成中国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传统。 　　家族文化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外，在中国古代社会政体的结构形态中也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因此，家国叙事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主题。如《红楼梦》，在这部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作品中，曹雪芹用巧妙的笔法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唱出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的一曲挽歌。当时光的列车驶向近现代，家国叙事的作品仍屡见不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通过描写封建家庭的腐败与罪恶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虚伪；茅盾的《子夜》以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的从商经历反映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性质，昭示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曾、姚、牛三大家族的离合悲欢与情仇恩怨，还原中国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风貌；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广芩的《采桑子》等文学作品亦能体?F家国叙事这一主题。 　　同样，在中国电视剧中，家国叙事时有表现。这类作品以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为核心，借助这个家族的变迁史折射和反映出当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家国叙事较早见诸影视剧的作品当属《四世同堂》，作品通过对祁家四代人形象和性格的刻画，给观众展现出的是面对国难时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是对抗日年代人们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 　　《战长沙》同样运用家国叙事的手法，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语境下，家与国是相互融合、互相关联的关系，发生在家中的故事折射出的是关于国的民族寓言。家庭生活的演绎和国运的风雨飘摇彼此交织、平行存在，呈现出一种相互烘托的关系。《战长沙》故事的主要镜头集中在抗日时期长沙城中的胡家，无论是文夕大火前胡家安逸闲适的生活，还是大火后战争的残酷逐渐肢解了胡家人原有的幸福，使他们走向最后的悲剧，人物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同振。电视剧以真切而深沉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深刻地描绘了长沙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原貌，将人们的生活境况与社会关系隐含于家庭的波折变动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人们的政治理想与革命抱负。 　　剧中角色面对国难的选择亦符合家国同构的文化体系下人们的自然选择。女主人公湘湘的父亲，胡长宁，是一个典型的懦弱知识分子，平时不管家务事，对政府总是在口头上谩骂，并无实质性的作为，一心沉醉于喝点小酒、听点小曲的自我人生之中。当日寇的铁蹄践踏自己的家园，威逼他就任维持会会长时，他并没有向日寇屈服，用中国传统戏曲唱出了对侵略者的愤懑，也唱出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身上的血性。似乎在庞大的国家面前，一个家庭的倾覆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悲剧，但胡长宁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 　　1.2意识形态：开放姿态下的历史叙事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与国家政治理念共荣共生，同时展现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开放与进步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