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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研究理论依托及其再定位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的“发展模式”研究多以“欧美模式”为基准，以“发展主义”为理论依托展开，缺乏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变迁及本土性经验的真切把握。为此，我们应在“新发展主义”的背景下，反思“模式研究”的理论依托及其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对发展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和预期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加强发展模式的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为形成较具解释力的有关发展模式研究的中观理论和总体性理论做准备，并试图在多元参照体系中，形成非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论架构和解释体系。 　　〔关键词〕发展模式；模式生产；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86-06 　　一、“模式概念”及其理论依托 　　人类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类在相对孤立的状态下，依托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形态及其文化。虽然自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渐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阻隔而渐趋混一，但人类社会并未因此而走向趋同，相反却在接触交流中以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模式和形态表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相对于其他社会性动物来说，不只是生活在社会中，他们为了生存而创造社会。在他们存在的过程中，他们发明新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既作用于他们自己，也作用于周围的大自然，因而他们创造出文化和历史”〔1〕。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不同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展模式，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出异常复杂而多元的特点。 　　从字面上讲，“模式”，一般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循此意义而确定的“发展模式”概念，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较低级的状态向较高级的状态转化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等”〔2〕。根据不同的标准，发展模式有不同的分类，如以社会形态为标准，社会发展模式可分为资本主义模式和社会主义模式；以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进程为标准，可分为“早发内源型”和“后发外生型” 两种现代化模式；以地域国别为标准则有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中国模式等。 　　从历史上看，发展模式研究的兴起表明了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以来人类凭借理性把握社会发展运行规律的雄心和睿智。众所周知，“发展”本来是个生物学概念，“拉丁文之字根乃舒展、展开之意。一般说来，发展指生物演变、成长的阶段，没有好坏之分。到了18—19世纪，发展在西方被用来解释社会历史之变化，其演进犹如大自然定律，而且意思包含由简单变为复杂、低等变为高等、差劣变为优越”〔3〕。在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发展话语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主要是因为作为启蒙运动最佳产品，现代社会科学确立了人类社会的可理解性，并自信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运行规律具有可把握性，坚信：“人类运用他们的能力，能够对他们自己的世界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以便合理地实现良好的社会。”〔4〕同样，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进程又是可预测、可计量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又是经验性的概念（可以通过工业生产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指数来衡量），还是个丰富的概念（它本身就意味着增长、繁荣、社会和个体的进步）。”〔5〕作为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往那些致力于模式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无不希望通过“模式研究”以提炼发现社会发展运行的规律。但事实上，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其发展变迁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在这一意义上，“发展”这一概念也是模糊而不确定的，甚至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简单地概括。 　　任何意义上的模式研究都不可能超越时代，每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模式研究无不深深地嵌入到那一时代的社会理论思潮之中，打上时代烙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各种理论思潮在给予模式研究提供理论支点和分析工具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将模式研究者置于一种深度“理论依赖”的状态，导致模式研究与时代思潮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依赖于某一理论体系的支撑，那种发展模式才得以成立，并获得展开。 　　（一）“发展主义”与模式研究 　　“模式”概念虽然早在近代初期即已被潜在地提出，并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规划自身发展的重要参照。但模式研究及其相关理论真正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还主要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在此时期，“模式”开始成为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中的主流概念。当时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主体的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比较开阔的“中间地带”——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争取“中间地带”，美苏两大阵营竞相开出带有典范性的“发展模式”，作为非西方国家规划自己发展的模版和示范。在上述历史背景下的“模式”概念自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作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