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变化研究宋业臻.docVIP

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变化研究宋业臻 　　摘要：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史上的意义首先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的建军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党指挥枪”，也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其次解决了如何把一支农民为主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军队的问题。由此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古田会议前后的组织行为有由“旧”向“新”的变化过程，故本文以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变化过程为研究对象，剖析变化过程。 　　关键词：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模式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5-0015-03 　　一、“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分析与本文假设的提出 　　“古田会议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决策文献中的准确名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1929年12月作出。其主干内容包括如下八个主要组成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废除肉刑、优待伤兵、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1]（P.165） 　　上述决议中的八个部分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笔者重点研究其中的组织、教育、宣传工作，通过这三项工作的前后变化来考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期间的组织行为模式的变化。决议内容本身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即在决议做出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模式与决议后存在差异，而决议本身既分析了先前行为模式与现实状况与发展要求不适应的部分环节，又提出了在决议后的发展变化方向。 　　首先对于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部分进行内容整理。“关于党内错误思想”有八个主要类型的问题。在单纯军事观点这部分，从内容上看，是过分依赖军事行为或通过战争行为解决问题的思维倾向。从毛泽东对此项的表现内容分析来看：军事政治对立，政治机关隶属军事机关，忽视宣传队的作用，不做群众工作，除红四军外无其他战斗力量，这几条表现重点体现了单纯军事观点的特点。而对比毛泽东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加紧官兵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和政权批评红军两条，继而作出本文第一个假设：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发生了由从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其次是整理整个决议中的解决方法部分，其中提到加强教育这一项措施的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八种错误思想均提到加强教育的解决方法；党内教育：重点讨论教育的材料与方法应用；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内青年组织工作要对青年做额外教育；士兵政治训练：重点讨论针对士兵政治教育的材料与方法应用；废除肉刑：教育以防止复发。[1]（P.167） 　　将上述内容重新整理后，将决议对于会后行为模式的引导思路归纳为：重视、强化教育---增加、规范教育材料―丰富教育方法。故笔者在此作出本文第二个假设：在古田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行为在党内教育方面有一个数量增多、程度增强的行为模式的转化。 　　二、军事中心主义的行为模式向军事――社会动员结合的行为模式的转化分析 　　（一）1927年到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主要行为模式 　　武装起义行为，即有组织的军事行为。中国共产党在1927―1928年期间组织了大量的武装起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其主要的组织行为体现为武装起义的组织开展。下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相关行为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是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会议的主要决策中有三点在此提出分析，第一是党的现实主要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准备农民暴动；第二是将工人运动与农民暴动结合；第三是武装工人并训练其暴动与巷战。毛泽东在军事斗争问题中批评中国共产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里取得的”。 　　其次，1927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军阀战争宣言》“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 　　最后，1927年11月9日――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罗米那兹提出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其中提到两点，一是坚决领导农民暴动，进行全国总暴动的策略，将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结合，农民暴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杀尽豪绅反革命派”；二是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 　　由此，从决策内容与领导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无论从领导机关的领导决策还是实际主要开展工作上，均是倾向于军事行动，对于军事行动非常重视。 　　综合上述内容，首先在这种极大的压力下，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的损失，整个组织遇到了极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