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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解读 　　作为诗人的迟凤忱，《次女》是他目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生活艰辛、苦闷的三桃为了改变孤独的生活，不顾外公的忠告，以肉体的欢愉和倾尽一切的情感付出来改变生活，但小说却最终在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中结束。被养蜂人抛弃的三桃重蹈了当年母亲的覆辙，生活亦再次陷入长久的孤独当中。从叙事方式上看，小说采用了插叙、省略与脱漏的手法；从语言风格上看，则是诗性写意与朴素写实的结合。此外，在文中大量的心理描写中，作者以调侃式的反讽和浪漫主义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人物形象。本文通过分析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探讨了《次女》的写作特色。 　　一、插叙与留白、脱漏的运用 　　在短篇小说创作时，一方面由于篇幅的限制，一方面也是出于激发读者的参与创作欲，往往只是展示一个生活的侧面，或突然跳过某个持续发展的事件而言他，造成情节上的断裂和理解上的困难，而这正是能引起读者思考的原因，也是短篇小说形成召唤结构的基础。关于这种创作观念，诸如西方著名作家海明威、雷蒙德?卡佛等的短篇小说创作时所提到的“冰山”理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次女》中，作者同样运用了留白和脱漏，造成一种读者阅读时的“完型”欲望。这在扩大了小说不可见部分内容的同时，也减少了故事的人为干预痕迹，使读者更加主动地介入到作品的解读中去。《次女》所采用的这些叙事手段增强了故事的张力，并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与想象。这种阅读过程带给读者更多的乐趣，虽然需要他们付出更多努力。 　　首先，在小说《次女》中，使用了插叙式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打乱了时空顺序，“破坏”了事件的完整性，也激发了读者的解读欲望。如在开头的身世说明以后，没有过渡情节直接进入了事件叙述，“雨是烧火做饭时开始下的”。而小说在三桃去往养蜂男人住处的路上，则突然转入对外公的叙述，“外公是去年秋天的一天早晨，穿衣下地弯腰拿鞋的时候栽倒的，倒下就没起来，逃进这堆土里，享他的清福了，把他的女儿我的傻妈丢给我”[1]。然后继续转入了去往养蜂人的路途及所见的描写，在到达住处后则再次将内容转到个人身世叙述上：“我是自己从我妈的肚子里爬出来的。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有自主能力……还没有离开这个叫七棵树的小山村，书也只是在村上小学念了四年半……孤独和自卑的感觉充满长大的身子，甚至每个毛孔”。通过这种插叙手法，避免了在开头大量拖沓的人物身世介绍，通过快速进入情节紧紧抓住读者，而小说人物的行为又必须以其身世背景为基础，因此作者以通过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方式将身世与心理背景巧妙地在故事情节中推出，使小说既紧凑又不显的突兀。 　　在小说中也多次采用了留白与补白技巧，如对养蜂人并没有正面的背景介绍，从表面上看我们仅知道他是一个男人，而读者便会好奇促使三桃与这个男人发生情欲关系的基础是什么，而作者在此用了曲笔，将这一空白进行了弥补，这便是对养蜂人的起居环境和行为的刻画，如井井有条的生活用具、小而温馨的帐篷、老旧的一碰就要散架的老旧蜂箱却依然没有散架，又如在性行为时的理性和游刃有余的技巧。而通过这些读者已经了解到这是一个注重家庭的老练男人，他的思想如那些蜂箱一样老旧却不会散架，以此铺垫了男人逃走的结局。 　　二、朴素的对话用语与乡土词汇的修辞方式 　　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表达情感的符号，如果将小说看成是一座建筑，那语言便如这建筑的一砖一瓦或建筑的装潢，缺乏语言的特色，建筑便失去了展示其风格的基础，小说的真实感以及它与作者之间建立共鸣的重要来源，就像作家林斤澜所说，“小说就是语言加细节”。作家的语言是他摹写人生万象与生活百态的利器，具有临摹的特性。高尔基指出：“语言是文学最基本的材料，他能够促进感觉的形象化。”小说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可以通过语言使读者参与到故事的情境中，任何的小说大师都可以称之为语言大师，就像余华在谈到自己在小说创作时可能在某一个用词的推敲上花去几天的时间。 　　小说中在为数不多的对话中选择了较为朴素平实的生活用语，如“三桃呀，别介像你妈再弄个没爸的孩子出来……；外公说的叫什么话哩，怎的还咒自个儿的外孙女哩，您的外孙女够可怜的哩！”在修辞词汇上，动词与名词多使用乡村词汇，如“花花搭搭的，有些地方打了补丁。看上去依旧还是快要散架的样子”。又如“我一弯腰钻进去，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着”。“渴望就隐藏在山水里，在每一只飞鸟的翅膀上，在每一棵晃动的水草上。”这种“下里巴”式的词汇选择很好地烘托出特定的乡村文化和语境氛围，也极为符合主人公的身份特征。并且，这种带着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也更容易带给读者以亲近感，使其更容易进入到小说虚拟的叙事时空当中。在将读者拉入故事体验的实际效果上，往往要比使用“阳春白雪”的普通话效果更为明显。 　　可见，短篇小说由于篇幅限制，要求语言精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