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 文化、权力和国家 笔记.docVIP

杜赞奇 文化、权力和国家 笔记 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亦即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里所用的权力一词是一中性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 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等等。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权力的文化网络指的就是权力关系，它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 作者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就是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的质疑。 作者详细阐述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监证者，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为此激烈角逐，从而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乡村社会的领袖就是在此场域中的优胜者。国家政权也参与到这样的竞争中，为的是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此为渠道渗透到乡村社会，例如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体系的祭祀体系，封建国家就是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将自己的权威渗透到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要揭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多种途径和方式。 以两项典型研究证实了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性，进一步澄清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内涵。联姻圈有着自己独立的中心(村民纽带中的姻亲关系等)，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而水利管理组织证明：即使有共同的合作中心(闸会)，但各自有自己的领辖范围。说明市场体系理论已同化到文化网络之中。 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营利型经纪是一种收费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益的对象。 本章将讨论这种双重经纪制在清末财政中的作用及其与文化网络的关系，从而考察出国家政权机构与下层行政组织在乡村社会中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为了应对内忧外患，清末推行新政，扩大财源成为当要，但存在两大弊端：纳税人偷税漏税和征税人贪污中饱， 营利型经纪--县衙吏役及下属单位(图、社、里和地方等)，保护型经纪--昌黎县半牌但是要注意：此时期在县衙之下营利型经济相对较少。 营利型经纪的运作：县衙吏役及下属单位(图、社、里和地方等)，知县的俸银来自于报解后的剩余，化公为私；省级对县级压榨，使县级非法附加和向县衙吏役收取礼物增加收入，而县级对地方吏役控制力弱，况且吏役对知县的统治具有辅助作用，所以对吏役的作为采取默许的态度。 尽管在19世纪时，保护型经纪体制被普遍应用，但对封建国家来说，这并不是解决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问题的有效手段。原因：1、营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两者没有质的区别(包揽型体制：在这种非法包揽中，地方劣绅以保护人姿态出现，代平民纳税而从中收取佣金。)2、保护型经纪体制无法解决偷税漏税这一根本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乡绅参与其中，而且因为实际土地占有情况是乡村社会共守的一个秘密3、难免营利型经纪从中以权谋私。 双重经纪制与文化网络的关系：营利型经纪不是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保护型经纪包含于在文化网络，它由乡村社会领袖们所创建并赋予其集体价值观念，但极易受营利型经纪的操纵。 本章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这一问题。作者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内卷化进一步探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中心概念，力图掌握政权内部的结构和动力。 20世纪的国家政权认为将地方行政机构正规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办法，从而使下层政权与中央保持一致。通过确立区公所职员和村庄领袖是政府与乡村社会的中介人，结果，原来的中介人地方的职权大为削弱，实现了乡村社会行政机构的重组和扩大。 通过考察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和惊人的支出年增长率以及大力加强经济和社会的基础建设的措施，说明了省政府职能扩大，社会控制力的提高。但是，对河北省的县级财政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省财政收入增长是因为省政府控制着地方税源，迫使县政府增设很多冗余的现代化的部门而导致县级财政承受巨大压力为代价的。这种压力使县政府巧立名目，摊款频繁。而那些区、村庄的经纪由于薪金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利用摊款的机会贪污中饱，区制本身存在的弊端，对其难以制约。 所以说，国家政权的延伸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行政职能。国家政权的向下延伸只实现了下层机构的半官僚化。这样的后果是，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忽视了村庄的承受能力，又迫使村庄形成保护型经纪体制。结果使新政府轮回到旧体制之中，只是披上了一件现代化的外衣。 下面将讨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制约机制和途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