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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价社会学分析 　　摘要：“找价”是明清时期中国乡村一桩土地交易完成以后，卖主仍向买主索取加价的经济行为。本文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这一行为产生的社会背景、市场交易特点、官方对这一行为的态度及乡村土地的所有权特征，梳理“找价”被认可、规范确定和边界实现等方面的社会机制，以此解释这一现象出现和维持的合理性。 　　关键词：找价　合理性　土地交易　社会机制 　　“找价”，也称为找贴、拔价、增找、加找、加添、加价、加典(罗海山，2010)，是指一桩土地交易完成以后，卖主仍向买主索取加价的经济行为(唐文基，1992)，这种现象在明清以来普遍存在。江西、贵州、甘肃、山东、山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湖北、陕西、湖南、热河、河北、广东和台湾等省均有发现，而且是公开正式地执行，立有文契书明，双方都签字画押，并有中人在场(赵冈，2003)。直至解放初，这一现象仍有所见(陈铿，1987)。杨国祯(2009)认为，“找价”是明清时期土地活卖l的后果。只要不是绝产，就有可能产生找赎(张益祥，2004:206)。也有学者指出，活卖从实质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卖主保留所有权的“出典”，一种是不保留所有权的“卖”(龙登高，2008)。对这两者的区分见《大明律?户律?田宅门》： 　　“盖以田宅质人，而取其财货日典；以田宅与人，而易其财日卖。典可赎而卖不可赎”。 　　本文认为“活卖”和“出典”都是指土地的卖主在所有权完全转让之前的部分权力，也赞同赵晓力(1999)的观点，认为这类民法理论中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的实际经济生活中并不重要，因此对“活卖”、“典卖”、“活典”和“出典”等用法在分析上并不作严格区分。事实上，除“活卖”与“典卖”外，“绝卖”(所有权完全交割)后的“找价”也时常出现，近年来整理出来的浙东、福建、安徽和四川等地的契约文书中记载了许多这类案例。从商品交易的市场关系角度来说，交易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讫后交易就告结束，双方关系也随之终止，双方是一种匿名的短期关系(波兰尼，2007；格雷戈里，2001)。但明清时期，虽然土地交易中存在订立“自愿非逼”和“两相允洽”等带有近代经济特点的契约关系内容，却不能阻止交易之后卖方不断索找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大量纠纷和争讼(杨国桢，2009:334)。为何这样一种延迟性的索取加价行为会得到支持；作为社会现象的“找价”行为，其社会学意义是什么；在一个传统乡村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机制使这种看似“讹诈”的行为得到实现，这些问题都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一、理论讨论 　　经济学与社会学或人类学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向来存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分。形式主义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丝毫不亚于任何企业资本家(舒尔茨，2006)，农民也是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而做出合理化生产选择与政治选择的主体，并同样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参与市场(Popkin，1979)。实质主义论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嵌入性，更多考虑的不是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安全或者避免风险，经济行为根源于“互惠”原则，并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恰亚诺夫，1996；斯科特，2001)。事实上，这种区分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往往同时具有这两种特性。黄宗智(2000:1－5)利用日本满铁资料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小农的经济行为时，也对此做了讨论，认为理性、道义和阶级关系三个方面都是一定条件下小农经济行为的特征。不同的历史条件、经济区位、社会组织、人口结构和文化特征下，小农会做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在人口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无论做何选择，都会产生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过密化后果。这提醒我们在分析小农经济行为时，要关注时代背景、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对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社会学家分析经济行为的所谓“嵌入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到交易行为的分析，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1985)认为，存在完全对立的两元交易形式：一种是非个人性的交易；一种是人身性的交换形式。非个人性的交易往往指短期的交换关系，除此之外并无长期稳定的关系，交易结束，关系即结束。人身性的交易双方关系比较持久，除交易关系外，往往还有其他人身的联系，交易结束，关系仍存在，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关系。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完美的竞争的市场”假设认为，市场存在于非个人性的关系之中，买卖双方均无兴趣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仅仅考虑如何透过交易获得最大利润。但在真正的市场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践者都已经指出，个体不可能完全按照经济学的理想模式去做出选择。人类学家Plattner和Mintz分别在墨西哥和海地对乡民交易行为的民族志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大多数的环境下，为了避免远距离贸易跨地域和跨村落交易的市场风险，交易双方会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比如固定的买卖搭伙，卖者只将货品卖给固定的买者，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