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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诗解放”的方方面面 　　摘 要： 五四“诗解放”体现在诗观解放、诗题解放、诗“思”解放、诗语解放、诗体解放五个方面。文章对此进行探析以期为五四新诗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诗解放 五四 诗体 新诗 　　五四“诗解放”的号角一吹响，转眼间响遍中华。“诗解放”的大旗插遍中国诗坛。星火燎原，几个文人就可以办个诗刊、诗报，大报、小报都刊新诗，大学中文系、外文系都成了“新诗系”。著名教授、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学学生、社会青年，但凡创作，都以新体诗居多。“开谈不说诗解放，此公实在太荒唐。”可是，具体说来，“诗解放”究竟是哪些方面？多年来议论纷纷，迄无定见。今年适逢新诗诞生一百周年，笔者拟将“诗解放”的内容作些梳理。 　　笔者以为，五四提倡的“诗解放”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诗观的解放 　　诗观的解放主要表现在：一是将“诗”从神秘、神圣中解放出来。“诗”从《诗经》以来，就使人有神圣难攀，神秘难测之感。孔夫子、朱熹虽都说：诗缘情，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等等，但“诗”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都没说明白。到了李白、杜甫这些唐朝大诗人出现，“诗”身价高了，不仅可以言志、抒情，而且可以使作者“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诗成为人们能青云直上，大富大贵的法宝，魔力非凡，神秘莫测。后来又发明创造了许多苛繁的格律（规矩），“诗”的神圣光环更亮了，就更不是凡夫俗子所能掌控的了。社会上民众都觉得“诗”神得很，功名富贵，离不开诗，懂诗、写诗是了不得的事。五四时，大力提倡白话文，撇开诗格律，我手写我口，就一下子去掉了诗的神秘感、神圣感，将诗“平常”化了，这就是诗观大解放。 　　二是诗观“平常”化，紧邻的是诗人“平民”化，诗人，就是写诗之人，人皆可写诗，工农商学兵，皆可写诗，皆可称诗人。毛泽东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提倡新诗者也可以说“六亿神州尽诗人”。只要能（或愿）以我手写我口，就是诗人。那个坐在上帝身旁吃糖果的贵人（诗人）的神圣光环统统取消了，诗人从天上神仙掉落为地上凡人。普通平民也可以与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大诗人同列，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大解放”！ 　　三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同等价值。孔子、朱熹等在论诗时，还提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类出处、格调不同的诗说，民众民创的“下里巴人”与高雅文人精创的“阳春白雪”相比，“下里巴人”和者更多。这一说法虽是论应和者的多少，但也明示了两者的文化品位，“曲高和寡”，这成语就这么来的。这里的“高”字很明显标示“阳”高于“下”。换个说法：文人士大夫的诗作高于民众自创的诗作。这一价值判断，绵延了上千年。直到今日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沿此说法。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下里巴人”诗作，束缚了对诗歌的认知，阻碍了诗歌的发展。 　　五四旗帜鲜明地表示，只要是诗，大文人、教授的誉满天下的作品，和普通小民默默无闻者的作品，分量一样，即诗无贵贱，官民一样，价值相等。这是诗观的又一大解放。 　　不过这里的“阳春白雪”不是指五四前的文人格律诗，而是指当时的白话诗（新自由诗），“下里巴人”也是如此。“下”也包括当时民歌，五四诗人多是不贬民歌的，有的还十分赞赏民歌，如刘半农、钱玄同等。 　　二、诗材的解放 　　一是“风、雅、颂”扩大。众所周知：《诗经》里的“风雅颂”是分类说《诗经》内容：“风”是各地民歌；“雅”是士大夫、文人作品；“颂”是歌颂当政时势和君政的。这些也可以说是诗的内容和诗材、诗料。它们聚于《诗经》一书，但来处却是四面八方。风，多是民眼所见，民手所作；雅，则多为士大夫文士所见所作；颂，则多是官眼所见，官笔所作。请注意，这里的“多”字，是非全部的意思，即“风”中也可能有士子所为，“雅、颂”同样如此。这三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你、他互有，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风、雅、?”也是说诗材诗料，这种论说，也延续了千余年，直到五四，大张旗鼓扩大风、雅、颂，将诗材诗料从官眼扩大到民眼，从官吟扩大到民唱，从官重（视）扩大到民重。追求、反映国泰民安，人们生存、温饱、发展的新局面。这些毫无疑问，也是诗材的解放。 　　二是诗材的解放还表现在“兴、观、群、怨”的变化。家庭琐事，个人情绪也能咏唱，而且占人性化、个性化之美名、要论，这也是重要的解放。《诗经》以来，诗可以“兴观群怨”成为正统，成为诗意的主旨。兴也好，观也好，群也好，怨也好，都要“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一首诗要关系到家国，国家兴亡，诗歌有责，这才叫正统，不负于诗。如只写家庭琐事，一己悲欢，那就是小诗而已，这种以写“小”则“低”的诗规诗识，直到五四才被彻底打破。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冰心、徐志摩、郭沫若等纷纷以诗、诗论倡扬诗贵在表现出人性、个性。胡适的“鸽子”随意飞；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鲁迅“我的恋爱在豪家，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