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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知识社群问题意识及方法论 　　[摘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作者群是当代台湾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知识社群。他们的论述实践重构了“台湾研究”的问题意识。台社知识社群接合传统左翼、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论述资源，力图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历史关联，进而确立“民主左翼”的知识立场。 　　[关键词]台湾研究；问题意识；接合；左翼；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9)01-0056-06 　　 　　一、《台社》与“台湾研究”问题意识的重建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以下简称《台社》)的出场意味着“台湾研究”问题意识的重建，即从“何谓台湾”的历史论证和本质化思考到当代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为何的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主义”和所谓的“国族论述”逐渐演变为当代台湾理论思潮的主导话语，甚至建立了文化霸权的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全面覆盖了乃至化约掉了台湾社会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主流的“台湾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化为某种“台湾论”。与这一潮流相反，《台社》知识分子从反思、批判和边缘的位置发声，试图回返到“台湾问题”的具体性和政治经济脉络，重构“台湾研究”的问题意识，试图解构主流“台湾论”的意识形态性，重构“台湾研究”的反思性、当代性和批判性。 　　从创刊伊始，《台社》就确立了以台湾特殊而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为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在1988年春天的《发刊词》中，《台社》早已经提出：“我们这群关心台湾社会发展及其未来的青年社会研究工作者，认为台湾社会研究必须涉入地立足在孕育着无限生机的广大民间社会，具有自我批判意识地割舍一切……不具特殊而具体之问题意识的形式主义命题，站在关怀台湾未来命运之前瞻的、以台湾之特殊而具体的问题意识为主体之自主的、以彻底挖掘问题根本并追求解决与改变之基进的立场，自台湾社会的现实出发，从历史一结构的角度，对我们的社会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研究，自我批判地去追问‘我们是什么’这个有着伦理实践意涵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流的“台湾研究”的两种相互关联的倾向：一是“台湾经验”论――即如何阐释台湾的发展“奇迹”――倾向；二是纯粹技术化和量化倾向。所谓“台湾经验”的研究包括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依赖发展”理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范式影响下产生的“儒家伦理”论以及“东亚发展”的文化论等等；而纯粹技术化和量化研究倾向只是对西方社会研究典范的某种复制，其繁琐的技术化分析的目的在于“说明台湾的传统社会如何趋近于欧美的现代社会，或趋近现代性的程度如何。”在《台社》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欧美中心主义或西化主义思潮在“台湾研究”领域的具体表征，这导致主流的“台湾研究”难以生成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早期《台社》企图把主流的对台湾成功经验的阐释转变为对台湾社会发展问题的历史化与结构性的分析。1988年的《台社》推出台湾发展问题专辑、台湾都市问题专辑、台湾文化与思想专辑，都涉及台湾现代化过程中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如“原始积累、平等与工业化”，“内在的社会政治关系如何强化以及改变经济结构”，自由主义在台湾扮演的角色及其转化及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联，台湾的边陲资本主义发展脉络与都市化及空间生产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的提出，表明早期《台社》的“台湾研究”具有一种温和的和边缘的批判性格。 　　应该指出的是，《台社》的“问题意识”是一种对当代思潮和社会状况的积极应对和批判性反思的意识。在1995年《台社》创办7周年之际，《台社》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台湾社会研究?什么是“基进”(激进)的台湾社会研究?“基进”(激进)的台湾社会研究在现阶段的台湾究竟指涉什么?与早期的温和的批判性相比，7年后的《台社》的“问题意识”显得更为尖锐更具批判性，对当代思潮的介入性也更突出。批判的“台湾研究”如何重新认识和阐释“解严”后尤其是90年代台湾社会的巨幅变化?左翼知识分子又如何应对如何介入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匆匆七年已经过去，就在喧扰、抗议和各种势力纠缠对峙的历史发展进程里，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巨变环境，如今已经逐渐呈现不同的面貌。”旧的威权政治已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治机器的打造，政党政治的纷争，资本与政治机器的更有机的整合，“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逐渐趋向稳定的‘台湾化’”，“国族话语”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它“不仅吸纳了民主反对运动多年来积蓄的大量动能，也淹没了八十年代爆发的各类社会运动，正式为九十年代的台湾政经发展定下了新的日程表。”90年代的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90年代是否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新意识形态”的大规模生产、繁殖和扩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