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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规避研究人力资本视角 　　[摘 要]结合 “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现状，分析了目前我国劳动力数量、质量与结构变化带来的潜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通过剖析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外部效应以及国外的人力资本投资经验，从教育投入、技能培训和健康资本投入三个方面，提出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4-0057-09 　　一、引 言 　　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成功跨越了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但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依赖较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中国作为以传统劳动密集性产业为主的出口贸易大国，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很容易因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想合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亟需转变对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鼓励创新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人力资本，作为一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源，决定了劳动者知识技能的积累以及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着一国的竞争力与综合经济实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现状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这篇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它主要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长时间发展也难以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大关以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自2008年以来，关于中国潜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研究已成为一大热点，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指出了我国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综合大多学者的观点，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发展模式转型问题。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由多重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和可持续问题，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转变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郑秉文[1]（2011）从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角度，将经济成长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我国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依靠劳动、资源、资本和土地等“有形要素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这标志着我国从2010年已开始面临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压力，效率驱动阶段成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刘伟[2]（2011）认为中国经济显现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所带来，这种增长方式难以持久并必将导致泡沫经济，在经济增长约束性条件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要想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关键在于微观上的制度改革与技术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陈亮[3]（2011）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所引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不足的问题，我国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转变为劣势，如果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将可能使中国陷入由“比较优势陷阱”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 　　第二，基于两极分化担忧的社会建设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逐渐攀高的趋势，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着手实现收入分配的不断改善（郑秉文，2011）。蔡昉[4]（2008）的研究发现，我国的不平等状况目前存在扩大的趋势且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若收入分配恶化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仪明金[5]等（2011）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以及马来西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实探索，也认为应该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作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器。针对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