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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窃”的司法认定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单独入刑，由此也带来了实践中对“扒窃”行为的认定的争议。我们认为：“携带凶器”并非“扒窃”的必然要求;对于“随身携带”的理解不能狭义地仅仅理解为“贴身携带”;“扒窃”应为结果犯而非单纯的行为犯。 　　关键词：扒窃;公共场所;随身携带;结果犯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151-03 　　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扒窃已经不受“数额较大”的限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扒窃的认定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我们试图将扒窃所要求的关键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望能为司法实践中扒窃的认定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一、“携带凶器”是否为“扒窃”的必然要求 　　刑法的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由于该条文中顿号的存在，使其形成了歧义。第一种理解是“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相并列，即扒窃必须要求“携带凶器”。第二种理解是“扒窃”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是并列的关系，“扒窃”是一种单独入罪的情形，并不要求必须要“携带凶器”。 　　我们认可第二种解释，认为扒窃行为应当作为盗窃罪一种单独成罪的情形，无论其是否“携带凶器”，理由在于： 　　第一，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携带凶器”不应成为扒窃的限定条件。原因在于：扒窃行为只是盗窃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盗窃与扒窃是上下位阶的属种关系。“携带凶器盗窃”自然包含了“携带凶器扒窃”，如果仅将“携带凶器扒窃”纳入行为犯范畴，则该条文就犯了“重复累赘”这一低级的语文错误。因此，在刑法第264条的条文中，“携带凶器”这一定语绝不能管辖到“扒窃”，“扒窃”作为行为犯是没有任何限定条件的。 　　第二，从立法目的的角度看，将行为犯的扒窃限定于“携带凶器”亦不合理。扒窃是行为人针对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下手，往往采取掏兜、割包等手法，与被害人近距离接触，容易转化为抢劫、抢夺的暴力性犯罪，并且其又是多发性犯罪。因此扒窃与普通盗窃相比，不仅侵犯公民的财产权，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立法者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不对扒窃入罪进行数额上的要求，以期更好地发挥刑法打击扒窃犯罪，保护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作用。而扒窃的这种危害绝不是只有在携带凶器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赤手空拳的扒窃也一样具有这样的危害。故而将扒窃限定为“携带凶器”与立法目的不符。 　　二、如何界定扒窃行为 　　“扒窃”是民间俗语，《现代汉语词典》对“扒窃”一词定义为：“从别人的身上偷窃（财物）。”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扒窃行为应具备如下两项特征：一是场所特征，即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二是对象特征，即行为人所窃取的应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综上所述，所谓“扒窃”，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由于扒窃不受“数额较大”的限制，意味着其入罪门槛更低，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既遂就构成犯罪。因此，正确界定扒窃行为，对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如何认定“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具有高流动性、高密集性以及人员的陌生性等特征，是扒窃行为发生的场所条件。而早在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就已经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很早就已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强调了扒窃应该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入刑的重要动因也是扒窃行为发生在公共场所，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因此，正确界定“公共场所”的定义是界定好扒窃行为的第一步。 　　案例：张某系某师范大学的在校学生，2012年3月12日10时许，张某在该校文科楼525教室上自习，犯罪嫌疑人王某趁张某不备将其放置于衣服口袋内手机盗走，经鉴定张某被偷手机价值450元。经查，进入该教室不需要查验证明进入者系本校师生的相关证件，进出较为随意。 　　本案中涉案手机价值450元，案发地盗窃数额较大的标准为800元，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王某的行为是否是扒窃行为，而深层次焦点就在于如何来界定本案发生的场所，也就是师范大学文科楼525教室是否为公共场所。 　　刑法语境下的“公共场所”一词的内涵，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很大争议。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了聚众扰乱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