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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言、容、功” 的民间解读 　　《陌上桑》是汉乐府名篇，最早见于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赵宋时的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将该诗收入《相和歌辞》。它是中国民歌中的一枝奇葩，也是一曲美的赞歌。全诗共分三解（解为乐歌的段落，本诗的乐歌段落与歌词内容的段落大致相合），第一解写罗敷采桑，主要表现罗敷惊人的美貌；第二解写太守邀乘，叙述太守觊觎罗敷美貌，要跟她“共载”而归；第三解写罗敷夸夫，以打消太守的邪念。 民歌以浪漫主义手法叙述了采桑女罗敷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成功塑造了一个美丽、坚贞、勤劳、勇敢、聪慧、善言的女性形象。其实，乐府名篇《陌上桑》并不仅仅刻画了一个尽善尽美的“好女”的形象，也为我们展示出了时代特征鲜明而又意味深长的女性审美观念。 　　罗敷生活的汉代，正是封建礼教文化的开创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官方确立了正统地位，“三纲五常”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也成了对女子立身处世的品德和行为礼仪的规范。所谓“四德”，是指“德、言、容、功”，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但对之进行较为详细阐述的却是汉女史学家、文学家班昭的《女诫》。《女诫》第四篇中说“女有四行，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不仅在当时影响较大，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四德”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是“四德”成为了中国社会对女性审视、审美的四个维度。 　　《陌上桑》这一来源于街陌的有趣民歌，情趣盎然的表象下，其实蕴含着严肃的道德主题。罗敷这一千古美女，其实也和“四德”之“德、言、容、功”不谋而合。当然，对“德、言、容、功”的这种解读，有着浓郁的民间色彩。任何时候，在上层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的笼罩之下，民间生活都自有其活泼质朴的趣味，也自有其更加灵活开放的襟怀。 　　一、对“妇容”的强化 　　班昭在对“妇容”的阐述中界定：“盥浣尘秽，服饰鲜?e，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身体洁净干爽，着装清洁得体，这是妇容的标准。“妇容”并不看重女性的姿色之美。这种对修身养德的重视、对女容的淡化，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文化沿袭色彩。从孔子时代起，儒家就有对女容的警惕之心。荀子更是认为：君子应“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但儒家的这种理念显然过于圣洁而理想化，也赋予美色太多的政治道德因素，湮没了妇容作为客观审美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违背了人之常情。 　　其实，女性的容貌，很早就进入了大众的审美视野，文学作品对女性美丽容貌的倾情描绘不绝于笔，传达了人们对女性外貌的重视和对美女的喜爱欣赏之情。如《诗经?卫风?硕人》：“硕人其颀，衣锦裂衣。……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庄姜嫁到卫国的情景，新娘嫣然一笑，眉目传情，转盼流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就有人歌咏这位美丽的新娘。《东城高且长》中描述燕赵女子：“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东飞伯劳歌》里亦有云：“开颜发艳照里闾……窈窕无双颜如玉。”《增广贤文》中记载宋真宗《励学篇》中就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后来衍化为民间俗语，由此可见女性“如玉”的审美理想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其实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女性审美，美丽的容颜依旧都是很重要的一条。《陌上桑》就对这爱慕美色的人之天性给予充分的理解、体谅和尊重，诗篇不遗余力地描绘环境、器物、妆扮、旁观者反应，从而烘托出罗敷惊人的美貌。可谓铺排夸张，文辞飞动。 　　我们先看开篇的环境渲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旭日初生，明朗的阳光照耀着绚丽的楼阁，楼阁中住了一位漂亮的女子。环境色彩鲜明，光彩流溢，颇有中国年画的味道，从而烘托出罗敷青春焕发的美丽容颜。起首的这四句，从大到小，从虚到实，是典型的民间故事式的开场白。一个“我”字，充满亲切之意，也流露出对罗敷的喜爱之情。接着是器物陪衬：“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罗敷正式登场了，她提着一只精致的桑篮，络绳是用雅致的青丝编成，提把是用香洁的桂树枝做就。采桑器物极有美感，从而也烘托了罗敷之美。 然后又描绘罗敷的妆扮：“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的发型梳的是斜倚一侧、似堕非堕的“倭堕髻”（东汉时一种流行发式），耳朵上挂着晶莹的宝珠；上身穿一件紫红绫子短袄，下身围一条杏黄色绮罗裙。可见罗敷不仅天生丽质，而且披锦佩玉，善于妆扮。虽然诗歌说罗敷是一名采桑的农家女，但华美的服饰妆扮描绘既寄托了劳动人民渴望富足的生活向往，又赋予人物一种理想化的完美色彩。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对女性的美貌评价不仅包括天生丽质，也重视服饰和妆扮的锦上添花之美。在层层铺垫之后，读者更急于看到罗敷的真容了。照说，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