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比较.docVIP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比较 　　摘　要:“江南道路”是针对“英国模式”的学术回应,旨在比较发掘明清时期中英两国经济领域的相似性。一直以来,该项比较研究集中在以经济领域的异同为核心的事实层面上,批评意见也主要是针对经济水平异同的确认和如何解释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而提出的,尚不见从其自设的对象内涵和比较方法方面所作的专论。实质上,“江南道路”和“英国模式”是一对表达经济转型的质变动态概念。转型的巨大社会风险决定了经济转型是不可自律的,二者经济结局的背离不能通过过去的经济异同自我说明。因此,该比较研究既要面对转型前双方经济是否相同的问题,也要面对转型前的相同是否必然产生相同结局的问题。由于缺乏主位经验比较、没有严格遵循比较对应原则和对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该比较研究在这两个问题上所给出的结论均不具有可靠性。 　　关键词:江南道路;英国模式;比较;对应原则;主位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6-0159-07 　　 　　大约从柯文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起,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欧美学术界再度升温。其后,《转变的中国》、《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与国内“明清中国发展论”相呼应,一方面,为批判的理性武器――明清中西经济的比较研究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更大的学术争议。 　　上述研究成果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明清中西同质观”。“明清中西同质观”尽管不同意存在着一种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的“江南道路”,但却分享了“江南道路说”所表达的明清经济仍在发展甚至相对较快发展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将明清中国的经济表现与“英国模式”为代表的当时西欧经济表现置于“互为主体比较”的框架下作相互对照,最终说明“英国模式”的局限和现代化范式的多样性。 　　比较方法的应用直接关系到比较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具体而言,互为主体比较方法的应用是“江南道路一英国模式”的比较研究所给出的基本结论是否成立或是否有意义的关键。令人不解的是,尚未见到对这项比较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的系统深入讨论,而个别专文则对其比较方法给予肯定。本文认为该比较对象所呈现的证据并不适合展开互为主体比较。 　　 　　一、比较对象的经济化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这对概念的比较对象并不是自明的。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是揭示出被纳入比较的双方(各方)对应领域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否则,就称不上比较研究。因此,比较研究内在地规定了比较对象的相对复杂性。与一般研究对象的单一层面不同,被纳入比较框架内的研究对象由界域和对比两个层面构成。界域层面指比较对象所属的范畴及其事实;对比层面指比较对象的异同属性。相应地,比较概念也由界域事实和异同属性两个层面构成。界域事实是异同属性的定量载体,异同属性是界域事实的定性描述。 　　“江南道路”与“英国模式”的比较对象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为代表)和大致同期的西欧(以英国为代表)在经济领域方面的异同。“英国模式”这个概念早已是学术界的习惯用语,“江南道路”则是“明清中国发展论”者的发明。所以,“江南道路”的内涵理当以其提出者的界定为出发点。“英国模式”的内涵可以有而且已经有不同的界定,出于与“江南道路”比较的对应需要,“江南道路说”对“英国模式”也有自己特定的理解。 　　“江南道路说”的提出者认为,“英国模式”是指英国传统经济成功转向近代经济的途径和过程,“这个转变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具体而言,“英国模式”是指英国传统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并最终获得成功的途径和过程。与此对应,“江南道路”则是指以中国江南地区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的途径和过程。由此,代表中国的“江南道路”可以明确地界定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工业经济的途径和过程。这样的界定显然是将比较对象的界域层面经济化了。李伯重指出:“由于缺煤缺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王国斌指出:“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这不仅是靠通过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发展生产。……靠的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大分流》和《白银帝国》则是在重申或延伸同样的观点。王家范指出:“《大分流》……呈现出的是经济史的‘经济学化’,数据的处理更是占了相当篇幅。” 　　在对比层面同样如此。分析揭示明清时期中国和英国经济领域的异同就是加州学派比较研究的基本任务。《大分流》对比较双方的经济异同堪称达到了极致。而且,双方在经济范畴方面的异同又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对比非经济领域异同的导向,最终成为衡量“江南道路”和“英国模式”的异同的首要标准。这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江南道路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