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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上海国企党建创新实践 　　[口述前记] 　　周鹤龄，1942年10月生。曾先后担任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9月至2003年4月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2003年2月至2008年1月任第十届市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在国资改革的同时，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加快上海产业结构战略调整，促进上海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国企党组织如何定位，如何确立国企的领导体制呢？当时我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参与和推动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制的建立与实施。通过此项体制，国企党组织的定位更加明确，对上海国企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进程。 　　企业的体制改革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与整个社会大的格局有关，二是与经济改革紧紧相连。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国有（国营）企业先后实行过厂长负责制（一长制）、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但较长时期是实行一元化领导体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对企业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恢复了中共八大时制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一直到1980年左右。此后开始试点厂长负责制，一直试点到1988年底前。为了配合试点，1986年9月中央制定下发三个条例，分别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1988年底到1989年6月，短暂推行厂长全面负责制。由于是厂长全面负责制，一切厂长说了算，由此进一步造成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地位弱化，党委作用模糊。当时上海某家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向市委领导提出来：我们党委还能不能召开大会？我们党委书记还可以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吗？1989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变化后，中央再次??国有企业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明确了三句话，即党组织处于政治核心地位起政治核心作用、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党组织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定位问题产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次大的争论，我将其称为“皮”“毛”之争。 　　第一次“皮”“毛”之争是在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国门初开，国内一些人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党相关的机构都设在企业外面，企业内部是没有政党的组织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照搬西方做法，也把党的组织从国家机关和基层组织中撤出，一些国企即使没有撤出党的组织，党委书记也让清洁工等无关紧要的人来担任，借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地位。受此影响，在国内也出现了诸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了党组织使得效率降低，而西方企业没有党组织，效率反而很高，因而不必在国企设党组织的“取消说”；主张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分离开来的“分离说”；主张与国际接轨国企不一定要有党组织的“接轨说”等观点。如果把“皮”比作国有企业，“毛”比作国企党组织，那么把党组织从国企中撤出，就好像是去掉了皮上面的毛，因此，我们称之为第一次“皮”“毛”之争。而且这些说法还得到了当时中央个别人和有关部门的有些人的认可，在此影响下，按照有关要求，各地都进行了所谓的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上海的试点在闵行区，先后把包括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锅炉厂、上海重型机器厂等39家市属企业党组织都划由工厂所在地的闵行区委领导。按照当时的想法是逐步把市里垂直管理的企业通通划归区委领导，区委对这些企业决策的“干预”不会像原先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那样多，既可以增强厂长对企业决策管理的自主性、自主权，也削弱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又慢慢地淡化党对国企的政治领导权。然而，其最终走向表明这是一项错误的指导方针。后来由于整个内外环境的变化，国企党组织属地化试点没有实行下去，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关系仍移交回主管局党委和大口党委。 　　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皮”“毛”之争。在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的观念中，市场经济是自然地必然地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搞市场经济必然走私有化道路，走私有化道路必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走美国式的政治道路，这是西方的逻辑。当时国内就有人提出，市场经济是不能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一些不涉及到国计民生大局的国有企业是可以卖掉的、可以转制的，但涉及国计民生或具有科技前瞻性战略性的国有企业则不可以卖掉，而且要做大做强、保值增值。当时由于操作不规范，有些国企说是卖主要是送，有的企业还做假账，好多财产转移掉了，等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次的“皮”“毛”之争，不再是争论国企党组织要不要存在，而是干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