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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说客言语策略及特色 　　〔摘要〕 文章选取《史记》十篇列传中的十六个案例，以Searle （1976）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旨在研究中国古代的说客在劝说君主时的语用策略及特点。对文中的君主进一步划分为本国君主及异邦君主两类。研究表明，当说客试图劝说本国君主时，用语多是描述性的，重在陈述客观事实，主要采用隐喻、类比、例证等策略，方式较为隐晦谦恭。而当说客以使节的身份劝说异邦君主时则更为直接，用语多具表达性与指令性，论辩语篇结构更加复杂，所用策略更为丰富，甚至在特定场合下不惜伤害君主的面子来增强劝说用语的语势，以保劝说行为得以成功。 　　〔关键词〕 劝说；劝说策略；君臣；主仆 《史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6-0078-07 　　一、引言 　　司马迁笔下的《史记》上起轩辕，下至西汉初年，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 　　《史记》研究的现有文献主要从古汉语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及文化学的角度对这一经典古籍进行了研讨。其中，古汉语语言学研究详尽分析了该作中古汉语的成语、语序及词性活用方面的特征[1-5]，虽然成果卓著，但该书的语用价值却鲜有涉及。由此，本文从语用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劝说这一具体的言语行为中采用的策略来研究中国古代说客的语用特点。 　　因为司马迁在塑造人物时直接引用了大量人物的对话，并对其言谈举止进行了详尽的描写。这些历史中的名人在特定场合下极具个性，表面上不合常理的“惊人”之语往往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足见中国古人高明的说话艺术。为此，本文着重来探讨中国古代说客的言语策略及特色。 　　二、有关劝说行为的理论及 　　本文的研究目的 　　对于何为劝说行为，学界可谓众说纷纭。Lakoff认为，通过劝说行为，“一方通过言语交际试图改变另一方行为、感受、意图及观念”[6]（155），是言语交际目的的一种。Austin将劝说行为归为取效行为，即劝说是交际达成的效果，而非交际本身[7]（101）。 　　基于Austin的理论，Searle进一步指出“通过争论，一方试图劝说另一方使其信服”[8]（25）。因此，劝说行为不是单一的言语行为，而是由若干基本言语行为组成的[9]（586）。 　　现有的有关劝说行为的语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告学、二语习得及辩论学领域。中国古人的劝说行为研究成果则只有周国柱对于张仪、苏秦说服艺术的研究[10]。翟玲芝指出，汉语语境下的劝说策略主要包括情理兼备、类比、激将法、反语、赞美及比喻[11]。 　　由此，本文采用Searle的理论，将劝说行为划作取效行为的一种，以Searle的言语行为划分为理论框架，对《史记》中的劝说行为进行分析，旨在解决以下研究问题： 　　1. 《史记》中的劝说行为由哪几种基本言语行为组成？ 　　2. 《史记》中说客采用了哪些劝说策略？这些策略如何促成劝说行为的成功？ 　　三、《史记》中君臣、主仆间的劝说行为 　　本研究的语料选取《史记》十篇列传中的十六处臣对君，仆对主的成功劝说案例。由于说客可能因为君主国籍身份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些劝说行为又根据君主国籍的不同分为本国君主与异邦君主两类。其中，本国君主情景共十二处（见表1），异邦君主情景共四处（见表2）[12]。 　　从表1及表2可以看出，君主的身份以及君臣关系在本国及异邦两种情境下有着显著差异：当两方国籍相同时，交际双方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包括门客与贵族、贵族与大臣、将领与军师等多种关系，在交际过程中，说客需要时时显化这种等级关系，以维护古代封建社会的尊卑有序；而当两方国籍不同时，臣子的身份主要为一国的使节，而劝说对象则为另一国的君主。在此种情境下，臣子便不再是绝对的低微卑贱，而是扮演了一国代言人的角色，肩负着维护国家利益的重任，其语用策略也呈现出“外交家”的特点，因此，与国内情境下的交际行为有着明显的不同。 　　（一）本国君臣、主仆间的劝说行为 　　表1中的劝说语篇可细分为就事论事及旁敲侧击两类：如表1中1、3、5、7、10、11属于就事论事型，劝说策略较为直接，而表1中2、4、6、8、9则以隐喻为主，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劝说君主。 　　《史记》中说客在劝说本国君主时主要采用描述的言语行为，表达、指令及受约行为较少。由此可见，在本国情境下，君主对说客拥有直接的权威，因而说客在实施劝说行为时将重在表达自身的观点，就事论事，在言辞中并不流露出任何对交际效果的期望，即不让对方感到有必须采取行动，或接受建议的压力。因此，本国情境下君臣、主仆间的劝说行为表面上更类似于建议，但本质上却比建议行为包含更多对于交际结果（劝服对方）的预期，表1中的第3和第7例均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劝说并不总是建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