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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唐代咏侠诗影响 　　摘 要:《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侠客形象,赞颂了他们可贵的侠义精神,唐代诗人深受其影响,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侠诗,对《史记》中的形象和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本文试从“侠”的形象、“侠”的精神这两点着手,分析《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并对李白的咏侠诗进行个案研究,从中解读《史记》和唐代咏侠诗的关系。 　　关键词:史记 咏侠诗 唐代 　　 　　中国有着传统的“侠”文化,从春秋到唐代,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韩非子?五蠹》篇对“侠”作了最早的解释:“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徐铉也说:“任侠者,挟负气力以任事自雄也”;而司马迁则在《史记》中对“侠”这一群体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定位,他使侠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正史之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肯定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游侠列传》中也说:“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他通过《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等篇章对侠客形象和侠客精神进行了表彰,我们从《史记》中可见他对侠客持肯定的态度,也从此开始确立了“侠”的进步的文学传统,并影响了后代的许多文人。在唐代的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侠”的诗篇,诗人大力讴歌“侠”的形象和精神,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抒写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人格理想,同时也将自己的感情和理想寄托在了这些侠客的身上,以至后代研究者将其归类为唐代咏侠诗。“唐代咏侠诗,主要指唐诗中以游侠为对象,歌咏或表现其侠行、侠气、侠情、侠节等内容的作品,或以侠、侠义精神为意象,通过咏史、怀古、赠别等来言志抒怀的作品。”[1](P249)本文试从《史记》对唐代咏侠诗的影响这一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侠”的形象 　　 　　《史记》中塑造了众多“侠”的形象,他列出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卿相之侠”等不同的侠士,为唐代的咏侠诗准备了许多侠客的群像。 　　荆轲是司马迁塑造的成功形象之一,“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作者展现了这样一位在闹市之中狂放不羁的侠客,然而荆轲在“旁若无人”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重诺守信之心。他知道刺秦王之行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剧结局,但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身不顾死,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歌声中“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陶渊明《咏荆轲》云:“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他对荆轲此人大加赞赏。唐代咏侠诗中有许多吟咏荆轲的诗句,歌颂其人其事: 　　荆卿一去后,壮士多摧残。 　　长号易水上,为我扬波澜。 　　凿井当及泉,张帆当济川。 　　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 　　――李白《赠友人其二》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羞道易水寒,从令日贯虹。 　　燕丹事不立,虚没秦帝宫。 　　舞阳死灰人,安可与成功。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骆宾王的《易水送别》 　　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 　　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 　　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 　　 ――贾岛《易水怀古》 　　诗人们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荆轲的英雄事迹、高尚的品质,并通过他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刺客列传》中也塑造了另一位侠客形象豫让。晋人豫让“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成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所以当智伯被赵襄子杀害后,豫让即发誓为他报仇:“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几度报仇,均未成功。赵襄子问他:“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反击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唐人为他的知恩图报,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所感动,胡曾的咏史诗《豫让桥》:“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土心?”吴融《豫让》、周昙《豫让》等诗皆歌咏其事其人。 　　鲁仲连是一位传奇人物,司马迁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塑造他为集高士、侠士、隐士于一身的人物。他的智谋和高义,以及功成身退的高尚情操历来是古代文人理想的人生模式。李白有《古风?齐有倜傥生》云:“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