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docVIP

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受中国社会史学会委托，由上海师范大学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中国社会史年会于2002年8月16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发起单位有历史研究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苏州大学、上海市建设党校等28家。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120余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103篇，论著8部。?? 　　 　　一、社会结构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是社会发展中相对稳定的基本框架，本次会议基本集中于社会阶层和社会组织方面，具体有四：?? 　　 　　1．由传统士绅到近代社会精英?? 　　士绅是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中充当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对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否发挥着重要作用。晚清“新政”之后，传统的士绅阶层开始分裂蜕变，新的社会精英层取而代之。那么，新旧社会精英的成员构成、政治主张、价值取向和社会角色等有何不同，自然成了学者们探询的焦点。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以临海王氏家族为例，分析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事功思潮，认为晚明社会弥漫着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因而士大夫们追求长远效用的事功主义思潮遭到舆论的非议，这是导致晚明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和明政权最终失败的关键。徐茂明（苏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分析了19世纪60―70年代江南士绅在重建江南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及其效果，指出在江南传统社会秩序崩坏的同时，也孕育着近代化的趋向，因而上层士绅以“复古”为旨趣的秩序重建注定是要失败的。严翅君（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以清末民初的张謇为例，指出其推进现代化的力量配置是：圣贤式的精英＋官僚国家＋乡绅，这种力量配置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外，从而使其现代化实践屡屡陷入矛盾的境地，最后归于失败。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传统的士绅转变为新官绅阶层。1927年以后的民国时期，“士绅”的构成更加复杂，既有传统的士绅，也有民国党政军新贵、新式商人和新文化人，因而应该称之为“新地方精英阶层”。新地方精英依托国家行政参与和主导地方公共事务，但同时也构成为一种超越国家行政的社会势力。?? 　　 　　2．近代城市社团功能的扩张与退缩?? 　　近代城市中各类社团组织（以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兴起，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最为显著的标志，随着国家权力与地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社团的功能也相应地扩张或退缩，因而对社团组织的研究成为探究国家与地方互动的最佳切入点。李明、汤可可（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无锡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认为苏州市民公社属于基层商民的自治组织，其社会功能以社区性公益事业为中心，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既独立，又相互合作，其现代意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内在主体价值系统的更新（以自治意识和街区意识为主），二是外在组织和利益的整合，对街区社会形成卓有成效的控制。但至1928年，由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严密控制，市民公社随即瓦解。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认为，1927―1937年间，由于商会独立性的丧失，宗族组织和同乡会都有所发展，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他通过对抗战之前杭州吴山汪王庙的历史变迁、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的细析，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16世纪时，徽州血缘组织的商业化曾经一度造就了强大的徽州商帮，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在经历了从血缘到地缘、业缘乃至跨业缘的发展后，又出现了商人组织向血缘的回归，这不能不说明传统社会的结构仍在深层次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张志东（香港《明报月刊》编辑）以“社团主义”为分析框架，认为1928―1931年间国民党以商协取代商会的风潮，实质上是两个最具实力、地位和影响的政治精英集团（政府）和经济精英集团（商会），就双方究竟选择何种制度化的合作形式共同从事民族国家建设的一场博弈。后来国民党又改组商会、撤并商协。但改组后的商会不能充当城市基层居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从而限制了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 　　 　　3．农村自治与基层社会?? 　　农村是传统中国的社会主体，由于小农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也表现出顽固的惰性。但到了近代，随着工业化的缓慢推进，晚清和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艰难实施，农村的权力结构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通过对南宋至民国时期，浙江萧山县湘湖周围居民在灌溉、航运等方面发生的利益冲突进行长时段考察，发现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社会处于全面弱势的状态，由此导致区域自治能力和手段的严重不足，无法形成权利共同体，于是就需要官府政治权力的参与，自治遂转化为官治。而官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