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之民叙事中空间模式再探.docVIP

五方之民叙事中空间模式再探 　　一　五方空间与“天下”认知图式 　　 　　“五方之民”叙事以其对“中国戎夷”的民族志式描述，不仅成了《史记》以来的正史，乃至现代多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叙事范式，而且成了后世论者的研究对象和论述框架，尤其成为民族格局、民族关系研究中“驱遣”的资材。但目前几乎所有论述均在抽离《礼记?王制》文本之下谈论“五方之民”。笔者《叙事的再叙事：多民族史观下的“五方之民”》试图将之还原到《王制》整体语脉之中，对其叙事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在《王制》中，“五方之民”实际上被置于由九州、畿服与四海等共同构织而成的“王者之制”世界图式：“天下”之中。这样的“天下”格局即浓缩在“五方之民”这一概念网络中：“五方”及其辖属之民，即在寒暖燥湿，广谷大川的不同生态中，潜在着农耕与游牧的文化区分；随之是政治格局中的夷夏二分和文化地理空间里的族类编码：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若回置于《王制》语境，仅仅将之视为民族分布格局或民族关系的最早记录，就消解了它隐含的更多的民族志意义。由于“五方之民”的问题十分复杂，本文仅就其五方空间模式所彰显的“天下”认知图式进行一些探讨。 　　关于古代中国“天下”图式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基本图式：“一点四方”与“同心方”，它们分别凸显了“五方之民”之“方”字不同义项的图示： 　　用数字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中”字，即“一点四方”模式，代表的是一种基数认知模式，凸显的是“五方之民”叙事中我群与他群的关系格局：中国同时面对四方，反之亦然。中心与四方的关系在结构上是平等的，同时，中心与边缘均是相对存在，互相成就。这是一种以“我”为中，四向延展的平面图式。 　　而“国”字，即“同心方”模式，则代表着一种序数认知模式，彰显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格局：从中心向四周等距离层层推延，以亲疏远近隐喻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远迩松紧。在此理想化的权力建模中，固定的中央形成对四方的等级性统摄。戎夷蛮狄作为“异族”，被分置于要服和荒服，而不再是同时面向中央的“他者”，即在四方之间亦有“差序格局”，距离中心越远，意味着与中心权力的离心力越大，受中央控制的力度就越弱。因此，与“一点四方”文化认知模式不同，此为权力认知模式。 　　这两种图式尽管在视觉化呈现上不同，所表征的原初对象也不一样，但从图式“绘制者”立场来看，两者异曲同工：均以某一地区或者某一点为核心向东南西北四周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并形塑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未间断的空间观念及思维方式。由此表明，要探讨“五方之民”叙事，五方空间模式的研究十分必要，而讨论此空间模式，有必要先弄清楚如下问题： 　　1．是谁、在哪里绘制此“天下”图式?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图式共存于王制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为何要如此“绘制”?即“五方之民”作为民族志的意义何在? 　　 　　 　　二　“五方之民”与圣人立意 　　 　　日本学者菊地利夫《历史地理学导论》从客观地图与认识地图的不对称关系出发指出，书写世界中的空间是人类戴着‘文化’这一滤色镜所认知的“认识地图”，是不同文化集团相区别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征。叶舒宪认为“同心方”地理格局便可视为“认识地图”的直接产物。“表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是以种族观念表现出来的……把中国与‘非中国’统合在同一种空间构架之中的，应该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统性政治信念。” 　　在叙述者视野下，中心从“中”悄然升起，通过空间标识与拥有，区分了自我和他者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俯视天下之势，其俯视的目光犹如密集的射线，形成一个圆锥体。“中”即权力的中心就在锥体之巅，从而在两种基型之上，隐含一种统摄“天下”的“锥体”模式：这个模式并非出于笔者的臆想，其依据如下： 　　1．在貌似全知的视角下，叙事者在王朝政治地理结构构想模式中，使“中国”成为一个“缺席”而又毋庸赘言的存在，而戎夷蛮狄作为“中国”的他者，成为被展示的“异族知识”。这昭示了叙述者潜在的“中国”身份和立场。 　　2．但若检视其叙事的政治意图：“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并将其回置于《王制》文本之中，则可以发现“五方之民”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王者政治蓝图之民政范畴内被言说和被规划的。“五方”同处于政治蓝图之中，但“中国”显然高于“四方”。“中国”不被言说，是因为整个“王制”都在言说“中国”。在这样的通盘视野中，方透视出“四方之民”才是一个被言说的“缺席者”，以及“中国”视点对其认知的极限与不足。 　　3．在“五方之民”叙事中，中国与戎夷区分的空间标示背后，是不同生态环境形塑下的不同文化。叙事者试图平等地看待这种与己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由于“文化滤色镜”的潜在机制，在“修教齐政”的宽容中试图大度地“不易其俗及其宜”，达到“和而不同”的一统天下，但依然掩饰不住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