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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对现实题材回归和家庭类型商业实践 　　摘 要：2014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亲爱的》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肯定，作为一部明星云集的商业电影，影片对热点话题的选择和社会现实的回归值得关注。同时，以亲情作为主要叙事线索并且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映，这让我们对国产电影家庭类型片的发展有更多期待。 　　关键词：国产电影；现实主义；家庭伦理片；《亲爱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2-0144-02 　　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影片《亲爱的》，自2014年9月26日上映以来已经收获3.43亿元票房 。影片主攻国庆档期，在《心花路放》《痞子英雄2》等主打娱乐牌的影片和以《麦兜?我和妈妈》《魁拔3》为代表的“合家欢”动画片的双重夹击下，讲述亲情故事、催泪指数颇高的《亲爱的》能够收获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与此同时，豆瓣和时光两大影评网站对《亲爱的》的评分已达8.5分和8.1分，除了炒冷饭的《大话西游》，《亲爱的》是本年度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片也被观众赞誉为“2014最高口碑国民情感大片”。 　　一、现实回归：情感纠结取代二元对立 　　导演陈可辛继《中国合伙人》之后再度聚焦社会现实题材，《亲爱的》更是直接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表现出商业电影导演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回归。影片的主要内容围绕主人公田文军（黄渤饰）寻找被拐卖的儿子展开，讲述一次“拐卖”给几个家庭带来的悲欢离合。影片的核心矛盾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片中人物在法律、道德和情感等多重价值维度中纠结而无奈的心理状态。影片最打动人心的恐怕不是田文军历经波折的寻子过程，而是在被割裂的“生”与“养”面前，孩子对父母和“养母”的情感错位。苦寻之后儿子终于回到了田文军和鲁晓娟（郝蕾饰）身边，但三年的分离早已抹去了儿子对“田鹏”的记忆，在安徽乡下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对“李吉刚”的身份认同。在田文军、鲁晓娟找到儿子的一场戏里，之前爸爸教他的陕西儿歌早忘得一干二净，转而说着一口地道流利的安徽方言；田、鲁二人抱着找回的儿子喜极而泣，可怀中的儿子却挣扎、哭喊着要找“妈妈”（人贩子的妻子）。在之后的情节发展中，儿子与之前的身份割裂，与父母的感情断档；田文军、鲁晓娟面对儿子的冷漠，一次次尝试消除时间和距离带来的隔阂。看着闷闷不乐、思念“养母”的儿子，鲁晓娟痛苦又无可奈何。这一幕冲击着观众的泪腺，也拷问着观众对亲情和伦理关系的自身判断。 　　导演的现实思考也体现在片中“法”与“情”的对立上。“养母”李红琴在道义上作为被谴责的人贩子，却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与孩子建立起无法割断的情感关系。当所有人把她作为情感宣泄的对象，孩子对她的依恋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生活中的“合情合理不合法”在片中再现，法理上的背离和情感上的归依构成了最矛盾也最本真的现实冲撞。影片的另一条线索也表现了这样的对立，李红琴收养的女儿李吉芳在“打拐”结束之后被福利院接收抚养，李红琴多方奔走试图拿回女儿的合法收养权未果。一方面，李红琴将吉芳视为己出，含辛茹苦抚养多年，吉芳概念里的“妈妈”也只有李红琴一人，两人感情已然十分深厚；另一方面，无论是法律条款的明文规定，还是从道德和社会舆论的角度上，作为人贩子妻子的李红琴都没有收养吉芳的权利和可能。生活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陈可辛选择还原生活中是非难辨的“灰色地带”，在当下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完成了对社会现实更加真实的回归。 　　二、类型实践：家庭题材的商业表达 　　家庭伦理片在好莱坞电影体系中是比较成熟的商业类型之一，影片叙事建立在姻亲关系之上，着重描写家人关系，折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毕业生》对中产阶级家庭秩序的挑战，《克莱默夫妇》对个人、家庭和事业三者关系的探讨，《美国丽人》对精神压力、同性恋、毒品等社会问题的表现等等。以家庭空间作为影片叙事基础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至今，“家庭伦理片”就一直深受观众认可。从《孤儿救祖记》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从张艺谋、陈凯歌的《活着》《和你在一起》，到第六代导演的《洗澡》《图雅的婚事》，包括近几年收获好评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桃姐》《万箭穿心》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家庭类型的元素。 　　目前国产电影中的家庭片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带有明显的个人书写特征，导演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并未过多考虑市场效果，影片的商业元素较少。虽然情感真挚、故事动人，但普通观众难以接受，往往出现“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比如《万箭穿心》和《桃姐》等影片都属于这种情况。二是部分家庭题材影片着眼于个体生活，人物和故事比较边缘，话题不具备阶层或社会的代表性，从而未能引起大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像《左右》里为了救白血病女儿，已经离婚的夫妻面临生二胎的纠结；《图雅的婚事》里带着残疾前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