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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重读和思考 　　[摘要]1215年问世的英国《大宪章》是一部封建主义法律文件。它的产生具有强制性特征，采用了成文制定法的形式，成为重要的政治契约。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权利，不仅申明两界贵族的特权，还兼顾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以其人身保护的法律条款而影响后世，因其效能的长久性而被视为西方宪政的源头。 　　[关键词]普通法，强制性，权利，人身保护，宪政源头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9―0003―06 　　 　　几年前，英国独立电视台选出了12部“影响世界”的英文作品，其中有詹姆士一世的钦定版《圣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第一版)、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法拉第的《电学的实验研究》等；篇幅短小的《大宪章》也赫然在列。 　　在中国，对《大宪章》的评价天差地别。否定者说，它不过是几百年前在一个岛国上制订的封建性文件，其水准无法与中国同期的法律相比，作用和影响不值得后人吹捧。赞扬者说，它篇幅虽小，但其思想内容、历史价值、政治作用和影响不亚于许多鸿篇巨制；它不仅是西方宪政主义的源头，还是引发后世立宪政府的重要文本，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律文献。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目下，《大宪章》的800年诞辰即将到来。于此，重新审视该文件内容和影响，判别它与其他与法律性文件的若干区别，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宪章》是强制性的法律文件 　　 　　与世界上同时期的封建法律文件相比，《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份政治协议，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还借用了成文制定法的程序和形式，因此强化了它的契约性特征，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 　　《大宪章》产生于英国普通法形成之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习惯法的归纳和延伸。12世纪，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已在《论政府原理》中提出了“诛杀暴君”的说法。他断言：君主分为两类，其中善明君遵守法律，兼顾公益，得到民众拥护；而暴君“使法律化为泡影，使人民沦为奴隶”，故人人可诛杀之。大约同时，经过亨利二世实施的司法改革，对英格兰的零散法律加以整理，全国统一的普通法系开始形成，建立了专职司法机构，涌现出一个包括专职法官和律师的法律职业阶层；法制观念已奠基于坚实的历史传统。这些为宪政文件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顺便指出，普通法的形成依赖于习惯法的传统积淀。而习惯法的权威基础在于全社会的约定俗成和普遍认可，所以，它对包括君王贵族的社会所有成员均有约束力。这已包含了“王在法下”的宪政精神。 　　英国法律习惯对国王的约束可以追溯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那时，国王登基加冕，要郑重宣誓。誓词内容一是“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再是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抑恶扬善，伸张正义，确保社会正常秩序。宣誓在法律和道义上对国王起着制约作用。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可能被贵族司法机构视为违法，加以惩处。据载，曾有几位国王因不受誓言约束而遭受严惩：艾特尔德二世因违背誓言遭到流放；威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因行为不端被驱逐；埃塞克斯国君因“怀柔”敌人被处死。很多事例说明，古时英国国王的地位虽然高于所有民众，却要低于法律。 　　关于普通法的影响及其对专制主义的遏制，还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1185年，阿宾顿修道院的院长去世，亨利二世下令将该修道院转交给埃斯伯恩的托马斯，而托马斯以后则决定将该修道院的全部财产转让予国王本人。这种转圈子的游戏使副院长和修士们愤愤不平，他们去见首席法官格兰维尔神速。格兰维尔当即告诉其他法官：“我们习惯权利的确立是理性的和智慧的，其中并无丝毫过分之处。国王既不愿也不敢去违反和修改如此古老和正义的习惯。”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御前会议一致判决副院长和修士胜诉。此判例得出的结论是：国王“不愿也不敢”。 　　此类事若发生在专制主义的东方国家。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国王可以依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制，没收臣下和百姓的土地财产，哪容他人批评!现今，国内一些官商勾结，倒卖土地，野蛮拆迁，无疑是更低级的藐视法度的行径。这与不列颠的“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维护财产权的宪制观念相比较，大相径庭。 　　除法制传统外，《大宪章》还是英格兰贵族与国王矛盾协调的产物，是当时英格兰僧俗两界贵族，依靠群体力量，迫使约翰王签署的法律文件。 　　“诺曼征服”后，历届国王和诸侯贵族逐渐形成了相互的义务和责任。国王将土地赐予贵族，贵族为国王服军役和交纳赋税。战争时，贵族出人出钱为君主效力。渐渐地，国王和贵族约定俗成：发动战争或征收重税必须征得贵族们认可。13世纪初，国王约翰在对法兰西的长期征战中运气不佳，战争升级，贵族负担增加。1204年，约翰丢掉了在法兰西北部的领地诺曼底和安茹，被称为“无地王”。他只好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