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想象中国实践.docVIP

从香港想象中国实践 　　“民族国家”是一个具备多重镜像的形象，而文学则一直是此形象的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想象方式。对1937—1949年的香港“南来作家”群体来说，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成为了他们在战时进行写作、思考时无法规避的最大主题。在战争年代，作家个人生存记忆与时代相重合，个体的诉说因转化为对民族、国家的书写而获得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摆脱了“南来作家”与本土文学复杂关系的纠缠，站在“从香港想象中国”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其香港书写中展现了怎样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并就此引申出一系列问题。侯桂新对“南来作家”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方法的研究充分汲取了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布迪厄“文学场”理论，从文学运动、媒体中介、写作主体三个层面对香港文坛进行了具体而细微的论述，将“南来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贯穿于文学生产机制的运作之中。 　　一、文学运动：“香港书写”的客体性实践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以流派研究为支撑，以中西融合的现代追求为理想的讨论模式，已成为民族想象的一个重要范式。这一范式构建了主流学术生态的同时也衍生出诸如机械地探讨“南来作家”的阶级出身、作品的社会内容等宿疾。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运动的渗透，影响着文学的想象，乃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侯桂新以“文学运动”所带来的面向大众的意识形态客体性实践作为切入点，对其进行了一番寻绎和索解，让我们隔着时空的断层，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围绕“想象的共同体”的讨论，侯桂新不仅最大程度地返回并重构了“香港书写”发生的历史现场，在史料的钩沉辑佚方面贡献很大，他还引进了一个新的文学史视野，即“‘南来作家’怎样受到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挥而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怎么有意识地展开一些在中国其他地区（解放区除外）无法展开的文学运动和文化批判（包括‘方言运动’）来影响文学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效用”。尽管侯桂新并非将本·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应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但在本书中，本·安德森的社会学反思恰好与侯桂新对南来作家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社会学反思冲动相契合。本·安德森曾说：“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的确，民族主义者往往带有某种炽热的盲目性，而这种狂热经常会演变成群体性的活动。 　　侯桂新看到，“南来作家”居港期间从事文学的理论构建和文学实践，最不能忽略的是“文艺群体运动”所起的作用，他们通过组建文艺团体，举办座谈会、集会和纪念活动，组织文艺论争等运动，使左翼思想在香港得到自上而下的传播，最终被大众接受和理解。黄文俞提出，香港的通俗文艺不能只有地方形式，也须有全国性民族形式的东西。那到底什么才是“全国性民族形式”的东西？侯桂新的研究揭开卷帙浩繁的历史故纸堆，条分缕析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香港书写”的事件。在1939年7月24日，“民族形式”最早在《立报》上提出，此后在《大公报·文艺》上有着更深入的探讨。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次文艺论争，它的聚焦点是：新形式和旧形式哪一个更加有利于“大众化”的推进和传播？这一话题表面上是文艺路线的选择，实际隐括的是“大众化”的背后，站立着的是抗战，是救亡的巨型时代标签。“民族形式”不仅仅被视为一个“形式”问题，而是与整个民族、地方风俗、方言土语、历史传统等相结合，内容涉及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性和地方性等议题。继“民族形式”的讨论之后，“方言文学”运动在1947年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部分论争者认为，大民族的形成是从许多地方性的特点上融合沟通起来的，因此最有地方性的东西就是民族性。然而，“方言文学”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成熟的。一是使用纯方言写作难免会带有地方主义、小民族主义思想，和宏大的“民族形式”有相悖之处；二是作家对大众语言和农村生活都不甚了解，创作出来的作品有隔靴搔痒的硬伤，以致影响了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关于这些运动，林焕平和施蛰存的论争代表了当时的两种主流看法。林焕平认为文学是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具，正是它当时的价值所在。而施蛰存认为，文学家应该更重视他们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够因为一味地追求“大众化”而造成了新文学审美价值的弱化，乃至于缺席。 　　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文学的一种指向，“民族形式”和“方言文学”等运动都是以“大众化”为目标，抗战、启蒙和大众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抗战期间，不少作家纷纷放弃既有的写作方式，从事文艺大众化和利用“旧形式”的具体工作，无论他们是出自于自愿，还是受到时代的影响，我们都可以窥探出这时“文艺运动”已经具有了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