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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坚志价值策略传录客观性强调 　　关键词： 中国古代小说；志怪小说；洪迈；《夷坚志》；传录；唐传奇；鲁迅；小说价值观 　　摘要： 中国古代小说以经史价值为度量标准，导致小说的艺术追求与价值追求不一致。而小说的虚构本性与经史所要求的真实性相背离，则造成了小说家的虚构困境，这种困境在洪迈的小说思想中得到了明显体现。洪迈历六十年才编成《夷坚志》，故对其价值问题特别关注。为了使《夷坚志》具有补史性质，洪迈有意识地强调素材传录的客观性，为《夷坚志》谋取存在的价值空间。 　　中图分类号： I207.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011-05 　　在现代文学中，小说价值理所当然由自身的虚构艺术决定，但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却并非如此。中国古代小说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本身的虚构艺术，虚构在古人眼中只具有负面价值，真正的决定因素是小说之外的经史价值。所以，中国古代小说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文体问题，而是价值问题。如何在正统的经史价值体系中寻求小说的价值位置，是中国古代小说家最为关注的事情。洪迈倾六十年心血编著四百二十卷的志怪小说《夷坚志》，是中国古代最为“谬用其心”的学者。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谬用其心”，洪迈必然要想方设法地为《夷坚志》的存在价值作辩护。 　　一、古代小说的价值定位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与大达也远矣”〔1〕。这里的小说还仅为普通的词语概念，但它在先秦的文化语境里却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含义。其时，小说被视为卑微“小道”，处于诸子各家以“大道”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边缘位置。至汉代，小说与短书相联结，进入目录学领域，成为目录学上的一个类别，也相应地获得了一个位置：诸子九流之末。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家”作了影响深远的论断：“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从句中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小知”、“刍荛狂夫之议”等用语即可知道班固对小说的态度与认知深受先秦小说概念的影响。此后，小说价值皆由儒学思想主导的经史文化决定。即使在虚构意识比较自觉的唐代，小说价值的经史评判标准也未改变。 　　唐代由于传奇兴起，小说的虚构性质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明代胡应麟说：“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鲁迅认为小说至唐代而重视虚构修饰，“始有意为小说”。董乃斌专著《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则详细论述了唐代小说的虚构艺术进程。近来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并找出更多的实例质疑唐代小说的文体自觉之说。笔者认为，“有意为小说”是唐代确实存在的新现象，尤其体现在唐代传奇中。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普遍，它只在少数几个文人的作品中有所呈现，这种有意虚构的大胆举措并没得到广泛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唐代小说文体独立运动并不是在正统文化所认可的层面进行的，所以唐代正统的小说仍旧保持着原有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洪迈认为唐代正统小说与文人逞才虚构的传奇相比，仍然“班班其传，整齐可玩”。 　　在唐宋官修目录书之中，《新唐书?艺文志》的小说分类被认为是最能体现现代小说虚构观念的，因为它将前代目录书中的史部杂传野史类作品皆归入小说类中。然而，这种貌似有虚构思想的小说分类背后的宗旨与传统小说价值观仍然是一致的。宁稼雨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从宋代欧阳修修《唐志》开始，人们才把《博物志》、《搜神记》这类志怪小说从史部杂传类退入子部小说家类。这是因为身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已经清楚认识到这类神仙怪异的内容显然不配取得史书的资格，所以他们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给那些志怪小说找到合适的婆家，而是因为纯洁和净化史书队伍阵营需要肃清异己”〔5〕。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小说价值在正统的经史价值体系中的卑微地位从未有过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古代的正统文人总会习惯性地用经史价值体系的标准来衡量小说的价值。洪迈作为南宋显要朝臣、学界泰斗，其著述方向不可能偏离正统文化，所以，他首先必须为自己所倾心的志怪小说《夷坚志》寻求经史世界中的“名分”，才能面对世人对他“谬用其心”的批评。 　　二、洪迈小说思想的虚实困境 　　皇皇四百二十卷的《夷坚志》要想从正统的经史价值世界获取存在的“名分”，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小说的虚构性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一部小说的价值大小的问题，甚至还会关乎其存亡。小说因虚构而遭废弃，史有先例，如东晋裴启著《语林》初为人所喜传，可后因书中言谢安之事失实而遭众人唾弃，“于此《语林》遂废”〔6〕。虽然唐宋时期对小说的虚构性变得宽容了一些，但虚构性毕竟是小说价值中的负面价值。对于猎奇搜异的志怪小说来说，这种负面价值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