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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叙事分析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基金号：12JK0408）。 　　小说《黄金时代》是中国当代文坛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的代表作品，这部小说以“文革”为时代背景，讲述了特殊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作为一部展现个人尊严和自我意志的作品，王小波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特殊的叙事手法，不仅使得逐渐被读者遗忘的知青生活再度成为小说主题，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飞来横祸”带给他的人生际遇。王小波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习过程造就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认知，他曾经说道：“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1]317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小波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持谨慎态度，他的思维模式更多地源自西方文化的影响。 　　一、以“性”作为切入点的独特手法 　　在前人针对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研究中，其主要的研究方式可以分为三种：首先，部分学者小说文体的角度入手，认识到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富有天才地抵达和完成了一种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狂欢性文体，提供了用现代汉语写作的狂欢体小说”[2]。其次，是部分学者针对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性”描写，对小说蕴涵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进行了解读。除此之外，以小说的荒诞性、黑色幽默的语言等为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数不胜数。 　　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他是在为读者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众多知青身上的故事，二者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所不同的是王小波在讲述“故事”时采取了特殊的手法。这是缘于他本人独特的文学认知，王小波对待中国现代文学的认知并非是他本人的标新立异，而是受到他本人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的影响。作为一名知识青年，王小波曾经和两千万人一起在伟人的号召下扎根农村。对于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在结束自己的知青岁月后，王小波没有迅速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而是先后经历了上大学、留学、当大学教师等多个人生角色的转换。最终，当王小波成为一名独立撰稿人之后，他才开始将发生在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故事”写出来。但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反思文学”的思潮和“知青文学”的浪潮已经逐渐退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作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部“知青”小说，以“迟到者”的身份登上中国文坛。 　　在这部作品中，“性”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禁忌成为王小波小说叙事的直接切入点。由于这是一部讲述知青生活经历的小说，其主要的情感诉求定位于被压抑的人性与挣扎的社会属性之间的斗争。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知青题材作品中，作家们更为热衷于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人性的闪光点。因此，他们创作的切入点通常是社会事件或人生剧变。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中“性”题材小说的两极化表现方式，在小说《黄金时代》中，王小波既没有将“性”作为表现原始欲望的载体，也没有通过“性”的刻画为读者表现人性深层的美好，小说中出现的“性”描写，尤其是性狂欢的场景有多么的丑恶。“弗洛伊德将性视为本能，认为它会受到主体自身及社会规范的种种约束，可《黄金时代》中的性并不用来展示个体的内在心理冲突，性更不会升华为创造力，可见，精神分析对《黄金时代》显得力不从心。”[3] 　　“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禁忌话题由来已久，对于“性”的压抑是社会文化造就的。在《黄金时代》中，特殊的时代话语使得人们几乎是谈“性”色变。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文革”时期出现的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没有“性”的诉求，从不谈情说爱，生活中永远只有革命和工作，从而造就了特殊的“高大全”似的人物；另一方面，某些作品在展现人性丑恶面时往往以非人性的缺陷为表现对象，没有让读者获得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的全面认识。由于王小波本人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将《黄金时代》的叙事切入点定位“性”，这是人性中最为原始、最为自然的存在，生活在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彻底将“性”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但在《黄金时代》所描写的特殊时代中，“性”却彻底退出了中国文学的舞台，成为全社会的禁忌。王小波正是针对特定时代的话语禁忌，以“性”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线索和直接切入点。在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性狂欢之后，让读者充分领略了人性深处的“渴求”。 　　二、小说中的“故事”与小说中的“时间” 　　2012年11月，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讲，很多人看到了文学的另一面――讲故事。的确，对于一位成功的小说家而言，评判其作品艺术水准高低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看他讲的故事究竟如何。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讲故事”，小说家们更为热衷于采取新奇、独特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小说中的“故事”。按照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我们了解到小说中的故事是“从作品中得到的且按其自然顺序排列出来的被叙述的事件”[4]。 　　首先是五八年我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别人大炼钢铁；然后我上了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