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保护视野下佛山剪纸现代传承研究.docVIP

生产性保护视野下佛山剪纸现代传承研究 　　摘 要：作为国家级非遗的佛山剪纸从明清至新中国解放初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轨迹。1953年手工业合作化之后，佛山剪纸纳入民间艺术社集体生产，剪纸家族内传的私密技艺成为师徒相授的共享技艺，技术的民主化形塑了三代剪纸传承人谱系。佛山剪纸的“生产性保护”特征体现为：创作与刻制分开，让生产分工专业化；流水线式生产，让剪纸技艺多元化；功能上从民俗实用型向艺术欣赏型转变；形式上从小巧窗花衍生为大型壁画。基于此，佛山剪纸作为文化资源被转换为文化产品，实现了技艺传承与产销互动。但是，也面临传承人断代缺失、原材料等关联行业消亡、市场不稳及税收压力等问题，需要各方共同破解。 　　关键词：佛山剪纸；生产性保护；现代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4-0135-06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热点之一，其适用范围已由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延展到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从一般的学术概念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理念。刘魁立认为：“以生产性方式对部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不仅是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方法，甚至还是唯一可行的保护和传承方法。”[1]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之一的“佛山剪纸”正是依靠产销互动实践沿传至今，其传承模式天然契合“生产性保护”理念，带有佛山地域文化的先导性。“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遗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2]。以此审视佛山剪纸的传承模式，将有利于佛山剪纸“生产性保护”理论研究。 　　一、现代生产与剪纸艺人谱系的建构 　　佛山剪纸生成于佛山地域文化生态。佛山早在唐宋已是鼎盛南国的商贸重镇，明清时期更是跃为中国四大名镇之冠和仅次于京师的天下四大聚之一。重商传统使佛山城镇与中国内陆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农业区域迥乎不同，那就是孕育了浓厚的实用宗教意识。在商品经济与实用宗教的共同作用下，剪纸等酬神礼佛手工艺品成为市民生活必需并逐渐成行成市。至民国初，佛山剪纸已壮大为门钱、通花、符疏衣纸、溪纸、金花、磨花纸、醮料纸、打铜、铜箔、朱砂年红染纸、花红染纸、染色纸等12行。如“铜箔行，本乡制品特佳，箔有厚薄，俱用一字铜制洋铜质脆不适用，制成率售之金花店，最薄者称绉铜远销外洋”。①（民国）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六《实业》，1926。行业化、产业化推动着佛山剪纸艺术的持续兴盛，但因近代以来河道淤浅、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商业生态破坏，让佛山剪纸产销链陷于瘫痪，剪纸技艺传承遭到灭顶之灾，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对手工业的收编带给佛山剪纸重振生产的信号。1953年，《手工业生产合作基层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上颁布，合作化思想渗入手工艺行业，至1956年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政治宣传和制度保障下，1956年5月4日佛山在升平路成立民间秋色工艺社，同年9月改名为“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民间艺术社属于政府供养的半国有企业半事业单位，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单元。它将散落佛山民间的手工艺人集纳起来，组成剪纸、灯色和秋色3个车间。主持剪纸车间的梁朗生1907年生于佛山三水剪纸手工艺家庭，被纳入合作化生产之前跟随父兄经营佛山泰昌号剪纸店。依此现代化的手工艺组织和唯一的剪纸艺人，招工收徒、培训授艺、集中生产成为传承剪纸的现实路径。据《佛山市志》载，1956年至1960年之间，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挖掘、整理并创作生产的剪纸达2674万件[3]。在此基础上也建构起明晰的传承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是活态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静态保护。活态保护的关键是传承人”[4]。他们既是剪纸生产的核心，又是技艺传承的主体。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佛山剪纸）申报书》及笔者的调研访谈，佛山剪纸自1956年纳入艺术社生产之后已建立起三代传承人谱系。由第一代传承人梁朗生开枝散叶，构建了由杨永雄、陈希尹、张拔、潘保琦、谭伯潮、石清汉、林载华、何燕、陈永才、吴子洲、梁志炎、邓本圻等组成的第二代传承队伍，以邓春红、茹新梅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传承人。 　　第二代传承人最为中坚，除了张拔等个别师傅有大专文化程度，多数剪纸艺人并非美术院校毕业，而只具备初中甚至小学学历，他们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剪纸车间，以40年代出生的居多，靠从学徒起步逐渐掌握剪纸技艺。据笔者访谈何燕师傅得知，通过招工环节进入剪纸车间做学徒，是第二代剪纸艺人的入门环节。凡是达初中以上学历、有兴趣、有恒心的青少年均可报名，有无美术基础并非硬性门槛。而从普通学徒升为梁朗生的徒弟并非易事，拜师学艺有特定的选拔要求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