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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及其对教育启示 　　［内容摘要］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一场科学与人文之战。科学与人文对人类的福祉与危险所能承担的责任都是有限的，促进“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反思教育体制的专业化局限、推动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关 键 词］ “科学大战”；“两种文化”；科学教育；人文教育 　　［作者简介］ 李艳红，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政教室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 　　 　　20世纪末，科学家和科学论研究者之间爆发了一场“硝烟弥漫”的“科学大战”，其发展走向表明，科学与人文联姻，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共同提高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争的趋势。 　　 　　一、“科学大战”概况及其根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对现代主义科学观提出强烈质疑，反对自然科学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霸权地位，颠覆了西方传统中对科学的正统理解和膜拜心态。1994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了《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对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进行猛烈的抨击，正式向科学论研究者宣战。1996年，“索卡尔诈文事件”引发了“科学大战”全面爆发。1998年，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莱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布里克蒙和索卡尔《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现把“科学大战”推向了新的高潮。正像《“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一书的中文版编者所言：“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① 　　“科学大战”的根源在于科学观的差异，也就是说关于科学的本质、地位、实践等等方面的不同主张，具体来说： 　　1.在本体论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科学被看作是一般文化现象，并被带入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而科学家坚信，科学是一种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它要借助于实验的、实践的、逻辑的种种手段，去证伪或证实知识的真理性、科学性，再现对象的本质、结构和规律。 　　2.在认识论方面，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采取相对主义，例如布鲁尔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柯林斯“狭义的”相对主义、拉图尔的“文化相对主义”②，目的都是把科学知识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群体当中，探讨科学知识的“权宜性”“修辞性”，说明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 　　3.在方法论方面，科学论研究的学术实践都采取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论是宏观进路的利益分析模型还是微观进路的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文本话语分析等，利用大量案例向公众展示了科学是极其复杂的人类活动，文化的、组织的、社会的等诸多因素影响着科学及技术的形成。科学家们则焦虑地认为，对于没有科学家“执照”的社会学家，怎么能确保他们以科学理性因素表达而不是赋予社会因素过高的地位呢？ 　　 　　二、“两种文化”还是“一种文化” 　　 　　“两种文化”是英国的科学家、文学家查理斯?帕希?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里德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中正式提出的。斯诺认为，在整个西方世界里，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正在被分割成“两种文化”，即以自然科学知识及技术操作为核心的“科学文化”和围绕人文研究所展开的“人文文化”。在《再看两种文化》中他忧虑地指出：“两种文化不能或不去交流，那是十分危险的。”③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在人类文化领域与人类实践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人文知识和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则被大大贬低、甚至否定了，从而削弱了其在现代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利。另一方面，在人类实践领域中科学技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来控制外在世界，根本无需考量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形成对人类价值理性的遮蔽。“两种文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科学大战”的发展，人类文化领域的实质性的对话已经开始：2000年，西格斯特雷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关于科学与社会所缺少的对话》，以及2001年，拉宾格尔和柯林斯主编《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科学大战”对垒阵营的双方都在尝试“一种新的争论风格――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评价，求大同而存小异，把无结果的对立转变成富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从而使这场争论超越科学大战”④。“一种文化”是可能的吗？科学与人文的界限能否打破呢？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