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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对中国管理学发展影响 　　摘 要：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后不久中国学者就将其引入中国。本文通过梳理和回顾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入、宣传、发展和应用，来探究科学管理思想对中国管理学和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影响，进一步探讨泰罗对当代中国管理的作用。 　　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中国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1856-1915），美国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倡导者，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1911年，泰罗的代表作《科学管理原理》出版后在美国本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美国走上工业强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科学管理运动。[1] 　　与其他国家相比，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传入的时间并不晚，甚至比欧洲还要早。穆湘?h的《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一书和杨杏佛的《人事之效率》一文标志着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入。这两位学者率先为中国人介绍了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自此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 　　科学管理传入到中国并非只是蜻蜓点水，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和介绍科学管理思想，其中不仅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实业家，还有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科学管理学会也相应成立，科学管理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30年日内瓦国际科学管理协会的总干事的厄威克给中国经济学家刘大钊和戴乐仁写信，希望中国也建立科学管理学会，以便更好地在中国推行科学管理。[2]1930年6月29日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在上海建立。1934年协会与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合作，开办工业管理讲习班，为国内工商业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工商管理协会还派人深入各企业调查，为其制定改革方案，为各企业实施科学管理提供实际指导，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实践和普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的中国工商业界，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力发展民族企业，积极尝试科学管理。科学管理在中国的实践更是联系了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灵活运用，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的科学管理道路。甚至有些企业的改革走到了泰罗的前面，带有行为主义科学的色彩，比如个别工厂的改革就非常注重工人的福利，不仅为工人们办学校、提供住宿和洗浴、办理意外保险和养老基金，还建设企业文化、加强工人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人和雇佣方不仅达成理解和合作，甚至工人对企业组织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实行科学管理的企业都只注重泰罗制的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科学管理的核心――“心理革命”。许多管理者把工人当作工具，在工作效率提高后依然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压榨工人劳动力，使工人的身心受到伤害。当时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比英美等国长三四个小时，工资却只有英美等国工人的五分之一。[4] 　　中国在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劫后，几乎是百废待兴。由于流失了许多通晓科学管理的人才，中国的科学管理甚至出现了停滞和倒退。1955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前后几批专家学者的归国促进了科学管理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应用。1958年钱学森的著作《工程控制论》（中文版）出版。当时运筹学在国际社会已是被广泛应用，钱学森等人引入运筹学，使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计划有严格的定量基础。[5]1958年，我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带着他的学生到运输部门用线性规划的方法解决了东北的交通运输问题。国际社会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也是始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运筹学起步可见并不晚。后来，在华罗庚的推动下，运筹学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一次群众运动。[6]1954年，前苏联专家向中国介绍了统计质量管理，并在我国的纺织、建筑、电子、机械等工业部门被迅速应用，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没能像统筹法一样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很好的普及。[5] 　　纵观泰罗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我们不禁感叹中国学界当时敏锐的嗅觉，几乎和世界同步引入了泰罗制。然而由于我们国情、国际环境、文化、认知水平等各方面的影响，科学管理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发展断断续续、变形走样。 　　科学管理思想在我国的传入虽然不算晚，但是科学管理在我国工商业中的运用只有短短十余年，仅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沿海大城市中的一些大型家族产业中运用。此后由于十多年战争的耽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入停滞和倒退。新中国后，虽然统筹学被广泛应用到国民经济建设中，但是这种革命式、运动式的传播，就像赶时髦一样，一阵风刮过去，运动搞完了，科学管理也就不在了。再加上文革时期统筹学的推广活动被迫中断，这样很难让科学管理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随着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系统管理等一些新的管理思想的出现，泰罗的思想好像理所当然的被中国抛弃了。科学管理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开始，却已经宣告结束。 　　西方的工业革命自十七世纪中叶起进行了二百多年，他们完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和科学管理革命的历练。手工作坊、原始工厂慢慢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