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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抑或公众性观察网络舆论生态的两种视角 　　摘 要：从舆论主体变迁史角度考察可见，古典民意时期舆论主体以体制内官员为主，舆论的收集与传播具有较为明显的筛选特征。随着现代报刊的兴起，舆论主体演变为以体制外知识精英为主，舆论内容体现出较明显的公共性旨趣。而当前舆论主体以普通大众为主，舆论内容体现出较强的情绪色彩。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舆论具有公共性与公众性的二维特征。以公众为主体的网络舆论因社会动员与社会抗争的成本较低，容易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在舆论研判、公共政策制订等过程中，应对上述两种舆论加以区分。 　　关键词：公共性；公众性；网络舆论生态 　　作者简介：焦德武，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 200240） 　　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舆论学的奠基之作《公众舆论》，他在著作的最后两章分别提出“诉诸公众”与“诉诸理性”，来表达他对公众舆论的困惑与理解。实际上，他在这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已经给出了回答，即阈于审查机制、刻板成见、个体兴趣等因素，由公众作为主体产生的舆论，并非是客观的，甚至是不可信的。因为公众“没有时间、精力、兴趣，也没有进行特别判断的手段来从事这种研究”，“更多的是由专家和政治科学家进行的” [1 ]，李普曼相信的是精英政治以及由精英主导的社会舆论，而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充满情绪的。然而回溯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马基雅维利、卢梭、约翰?洛克、大卫?休谟等人则把舆论上升为法理、道德、哲学层面，认为舆论是理性的、理智的、冷静的，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那么，如何理解具有理性精神的公共舆论与由大众引致的公众舆论，两者间的冲突抑或并存对认识当前舆论生态有何启示，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古典民意、报刊舆论与网络情绪表达 　　1. 古典民意的兴起与衰落 　　林语堂在追溯中国新闻舆论史时认为，中国在没有文字新闻前，就有了“口头新闻”，这种口头新闻就是以讽刺诗和民谣形式出现的歌谣 [2 ]。今天来看，这种歌谣就是当时民意的体现，也即舆论的早期形态。这些“歌以咏志”的“舆人诵”具体的数量已难以考察，先秦有记载的如《诗经》保存了305首，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的歌谣已经遗失了。 　　考察古典民意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古典民意具有现实性、大众性、政治性，甚至出现了“民本思想”的特征 [3 ]。但是统治阶级对民间舆论的重视与收集有着浓厚的统治意图。从舆论的收集目的来看，天意、民意是国家统治最为核心的正当性资源，只有把“天命”与民意相结合，才能为统治与改朝换代寻求正当性解释。统治阶级收集民意、了解民意是因为他们怕失去天下，因为“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通过民意的收集，统治阶级希望达到上下一心、天下大治的理想状态 [4 ]。从舆论收集的过程来看，具有讽谏批评效果的民谣，也是经过了严格的筛选。虽然无可考证，但今天我们仍能想象从采诗机构的设立、采风官员的选派、“入选”民谣内容的圈定到传播的范围，必定经过了层层把关、层层筛选。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舆论的生成与动员、批判作用，几无大的变化，只是表现的程度有时强烈，有时舒缓。舆论和皇权第一次有组织的对抗，是汉代党锢运动 [2 ]。这是一场通过舆论动员，组织起太学生以批评皇权的运动。党锢运动第一次发生在153年，朱穆得罪宦官，太学生上书支持朱穆；第二次发生在162年，皇甫?将军因免了宦官党徒而受构陷，太学生为其求情。 　　如党锢运动这般历史上的舆论动员，基本都是有组织、有目的的，其中朝廷重要官员在舆论生成、传播以及舆论批判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党锢运动是舆论对朝廷的直接批判，那么这种批判还只仅仅局限于体制内。面对日益内忧外患而无力解决的朝廷，在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举办报刊启示的基础上，梁启超、王韬、汪康年等一批报人开始寻找体制外批评的空间。这批报人的兴起与成长，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报刊的产生与传播。现代报刊的诞生，让中国社会的舆论内涵第一次和国际接了轨：舆论不再是体制内的采风、进谏、清议，不再是“舆人之论”，而变为了借助大众传媒反映民意、传播民情、批评政府的工具。 　　2. 报刊舆论与精英知识权力化 　　1873年，李鸿章判断中国社会到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事实上19世纪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的同时，现代报刊的兴起与发展、知识阶层身份的迷失与转化这一内一外的因素促成的报刊言论的勃兴，对舆论界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传统的邸报、京报基本上属于政府机器的一部分，是政治权力的延伸。1815年传教士米怜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现代报刊，从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闻业。肇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报刊一视同仁地把知识送到宫殿与茅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