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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旅行视野下中国文化研究 　　摘要：“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关键词：理论旅行； 市民社会； “文化研究”； “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一、情境视角：理论旅行与中国问题 　　 　　萨义德（Edward W. Said）曾经提及过一个重要的现象：“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所谓理论旅行，按萨义德的描述就是：“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1](P13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运动过程并非是某种理论观念在一个同质化时空中所作的平行位移。在萨义德看来，一种理论在进入新环境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与它所由之诞生原产地截然不同的环境压力。为了说明这一运动的复杂过程，萨义德作了一种关于理论旅行程式上的划分，他认为任何理论的旅行过程都包括了四个阶段： 　　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1]138 　　不难发现，萨义德这里提及的这样一个理论旅行的“四阶段”过程是很不同于经典传播学的传播过程的。经典传播学传播过程通常表现为：信息源A通过特定通道向接受者B传播一定信息，得到一定的效果。这一效果被信息源A认识和解释，并相应地对受传者B做出反应，对此受传者也相应地做出反应。A与B之间的互动被称为反馈，而这种互动可称为传播相互作用。[2] 　　由此可见，理论旅行与经典传播学之间的重要差异就在于，前者看见了所谓的“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抵制条件”，而后者则基本是在一个纯粹化状态下对信息传播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所作的观察，尽管也有互动，但这种互动仅仅是在一种本雅明（W. Benjamin）所批判意义上的空洞化、同质化了的时间（empty, homogeneous time）中所进行的，完全失去了具体的历史性特征。萨义德所指认的真正意义，并非是表面逻辑形式上的“四阶段”，而是孕育其中的面对理论迁移所保有的“历史化”、“情境化”基本态度，即认定理论需穿越“本质上是杂质的和开放的活动领域”[1]142。因此，“理论旅行”就具备了一般信息传播不可能拥有的历史情境化视域。 　　基于此，萨义德提醒我们，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在对待外来理论本土化的两种传统指认方式（一种是照搬字句，一种是误读）之外，其实有着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1]148。这就启示了我们可以跳出以往“正确/错误”接受某种理论的视角局限，而在一种回到历史语境本身的意义上来重审一段理论旅行的真实过程，并不把这一过程仅仅认识为一种“原样”或“走样”的传播，而是将它视为理论面对本土具体历史情境所作出的创造性回应。因此，当我们借用“理论旅行”视野来判断一种外来理论在别国语境的传播价值或意义时，其衡量标杆并不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原初发生地的本原状态，而是它在多大程度上真实面对了自己的历史现实问题，并作出相应努力，为此语境下生存的人们敞开了一种超越性、批判性的视野。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正是本文借助“理论旅行”的这一历史情境视角所欲重新探讨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个案。时至今日，“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已经进入中国语境近二十年了，其势头由弱而强，种种争论不绝于耳。但是，中国学界似乎将过多的热情投入到了具体争论当中，而忽略了从历史本身来透视这一理论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及其不足，本文试图在历史与逻辑双重脉络的梳理中来重新审视“文化研究”的兴起，再从诗学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对抗中来透视其中所蕴含的内在深层问题，以期能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讨论与发展提供一点新的认识。 　　 　　二、话语行动：批评介入与理论迷途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话语，“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有近二十个年头了。如果非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