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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大师――何绍基书法世界展览解析 　　由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佛山市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还原大师――何绍基的书法世界展”，于2015年12月31日在长沙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遴选了153件（套）展品，包括书法、绘画、碑帖、印章、古籍、墓志等，真实还原一位书法大师的艺术人生。 　　一、碑学书风的发展与何绍基的个案 　　中国书法自魏晋时期开始成为一门觉醒的艺术，不同时代孕育了不同的审美情趣。清初帝王大兴文字狱，使得考据学、古文字学成为当时显学。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投入到考证金石碑版的过程中，这些新材料、新风格也被带入到书法之中。书法谱系中延续千年的尊崇王羲之优雅书风的帖学正统在清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被撼动，这股潮流被称之“碑学运动”，自明末清初产生萌芽，到清后期已蔚然成风。碑与帖，究竟如何取法，不仅是困扰书法初学者的问题，一大批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碑学所提倡的古拙质朴愈演愈烈走到丑怪当道。那么碑学运动的真正意义如何，这是100多年后的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白谦慎先生2005被译成中文的专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选取傅山的个案，将他的生平、作品、书学思想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系统而详细地剖析了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他的研究表明，充分扎实的个案研究可以补充历史的片段甚至窥视某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结语中他延伸谈到由于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在清中期进入全盛，碑学书法也在18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课题，即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可以选取傅山为例，那么谁又在碑学书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考察清后期的书法家，结合近20年多来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何绍基这个人物是不二人选。 　　何绍基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切身感受清王朝的没落与时代变革的动荡。他大部分生涯贡献给清朝的文教事业，三次典乡试：道光十九年（1839），典福建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科贵州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选拔贤人无数，后担任四川学政，使僻壤“文教蔚兴”，罢官后执教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末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延请赴苏州书局、扬州书局主持校刊工作，完成了《十三经注疏》。同治十二年（1873）病逝于苏州。他这一生，仕途并不得志，但他在学问、诗词、鉴藏、书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有云：“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有所传于后，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2015年）基于何绍基本人丰富的经历、全面的造诣，我们在研究其书法成就时不能忽视他的多重身份、各方面成就对其书法的影响。学界对于他的生平已有几代人在持续不断地研究与丰富，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参考。而关于何绍基在收藏方面的成果、习书的真实历程则有待实物新资料的发现，经过一年来对多家博物馆关于何绍基藏品的观摩研究，我们确实也从实物的梳理中发掘出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一）早期书风 　　何绍基，清嘉庆四年（1799）生于湖南道州东门一个书香家庭。道州何氏，祖籍山东青州，宋朝时南渡，世代儒业相继，明代时尚有先人仕官，但入清后，皆在本地耕读传家。其父何凌汉（1772-1840）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幼年，因其聪慧过人、勤奋刻苦，少即有文名，得以在当地课徒为生。他在为人、治学等方面给了何绍基兄弟很好的示范。在父亲的告诫之下，何绍基发愤读书，“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成长为一名深受长辈、老师喜爱的青年才俊。 　　何绍基24岁曾随父侍读山东，当地丰富的资源为其深入碑学提供了条件――山东境内存有大量汉代和六朝石刻，如泰山、曲阜更是古代碑刻的集中地。何绍基自那时起便嗜好搜求金石碑版，更不惜涉险访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何绍基的收藏蔚为大观，最有名者乃北魏《张黑女墓志铭》孤本，此墓志原石早已亡佚，拓本尤为珍贵。虽为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何绍基27岁在山东得到它，欣喜若狂，三年中无日不研读。他总结自己的书学经历时谈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沈树镛撰，汪政点校：《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他的作品，却发现他的学书经历并非上述这么简单。诗文中所记载的取法对象与何绍基当时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程度的出入。 　　何绍基的作品广为流传，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重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