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地标法给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启示.docVIP

纽约市地标法给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启示 　　提要：中国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的相关立法，未能形成有效的机制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这项工作，有着诸如在强调具体历史建筑所有权人责任义务的同时，忽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在相关决策机制上不能有效控制外行领导干部独断专行等等。对于如何通过改善立法解决这些问题，“纽约市地标法”的相关规定，应该能够给我们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历史建筑保护；地标法；财产价值落差；补偿；决策权分配 　　前不久，笔者看到一篇对中国著名古城镇规划保护专家阮仪三先生的访谈，阮先生在访谈中提到南方有一座城市，城内有山，有水，还有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当地的桥理当会有些让后人有所回味的典故。可惜，今天所有“历史”一点的桥都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做成缩小比例的仿世界名桥，此一壮举，着实是让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旧貌换新颜”了一把。 　　从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考量，这样的“旧貌换新颜”毫无疑问是一场令人扼腕的灾难，而在痛惜之余，这个事件给出了这样的问题：类似于这样一种现代文明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屡屡发生？笔者以为，在中国出现这种非单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没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与政府管理机制。具体说，像这样能够把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中所有带点历史积淀的桥都拆掉，莫名其妙地换成与中国历史文化没有什么关联的仿世界名桥，对于当地政府而言，绝对称得上是大手笔的决策，权力不到位的人和部门，根本实施不了这样的决策，与此相对应，权力不到位的人和部门，也根本无力阻止实施这样的决策！正是由于我们国家权力到位的人和部门这种经常性的决策错误，使得中国人不得不痛心疾首地看到媒体上频频出现历史建筑惨遭破坏的信息。问题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破坏并没因此有所缓解，反倒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在历史建筑保护的系统法律保护和管理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要弥补这样的缺陷，就必须对相关法律制度以及政府管理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笔者经过一个时期的研究，认为以“纽约市地标法”为核心的美国纽约市地标管理机制，对上述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政府管理地标建筑的法律依据 　　从“纽约市地标法”的内容看，界定“地标建筑”主要有两条标准：一是从建筑的存在时间达到30年以上；二是建筑必须具有历史文化传承价值。显然，地标建筑的设定目的在于历史建筑保护。由于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从客观上分析，在美国实施历史建筑保护的实际难度应该大大超过中国，因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绝大多数房地产所有权，都属于私人。由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最核心的原则之一，而政府将那些作为私人财产的建筑物设定为“地标建筑”加以保护，等于是在限制干预该建筑所有人对于自己私有财产的所有权，这就意味着，“纽约市地标法”是否能够生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其内容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核心原则之间的冲突。 　　作为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补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允许政府干预私人财产所有权通常只能基于三个原因：人民健康、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历史建筑保护显然与前两个原因无关，而将历史文化传承认定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则应该不算牵强，因而，“纽约市地标建筑法”能够获得通过并长期存在的法理依据，应该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 　　正因为在法理上找到了充分的依据，因而，“纽约市地标法”从上个世纪60年代产生伊始，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条例，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已经纳入“因公共利益干预私有财产所有权”的相关法律体系之中，完整契合于纽约市相关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体系，因此，在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在政府部门的执法还是在辖区内自然人与法人的守法方面，都有效实现了“无缝连接”，使得这一法律的立法精神与具体条文都没有障碍地得到了有效的贯彻。 　　二、地标建筑与经济补偿 　　在中国，即便是参与历史建筑保护立法的大牌法律专家，对于受到保护的历史建筑之经济价值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而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却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纽约市地标法”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到位。早在立法草案出台前的准备阶段，参与立法的学者们就已经认识到，当一个建筑被认定为“地标建筑”之后，财产所有人对于该房产以及所属地产的开发利用就会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限制的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本身贬值。也就是说，政府基于“地标法”对特定历史建筑进行保护的结果，往往会因导致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下落而造成所有人经济上的损失。而如果政府对于这一经济损失没有适当的补救措施，结果就会是所有人无论是在地标建筑申报阶段，还是地标建筑认定后的保护阶段，心态上都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