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女性改嫁现象刍议.docVIP

元代女性改嫁现象刍议 　　摘 要：元时，蒙古族入主中原，蒙、汉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影响，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社会风气紊乱。于婚姻风俗之中，“伤风化”“败人伦”的事例比比皆是，女性改嫁现象繁多。元政府为“厚风俗”“兴教化”，宣扬女性的贞节意识，在精神上给予鼓励、物质上给与支持，有力地抑制了女性改嫁现象。 　　关键词：元代 女性 改嫁 守节 　　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发展变化，文化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元时婚嫁风气一度紊乱，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文化，而中原地区则是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文化，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不一样的火花。文化间互相交流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会有促进作用，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伦之本的婚姻风俗在这场文化的碰撞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社会上女性改嫁的例子枚不胜数。 　　一、元时社会背景分析 　　元代是蒙古贵族为主体统治的社会，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蒙、汉文化间既有隔阂，又有沟通与交流。各民族虽有主要的聚居地，但是更多的表现为民族间的杂居。在这样的情况下，蒙、汉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更为深入与全面。 　　游牧民族的文化对于汉人上千年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思想带来巨大的冲击。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有收继婚俗，即寡居的妇女，可以由亡夫的家属再娶为妻。在他们的观念中，收继婚是合法合理的。《元典章》户部“收继”条记载了许多收继婚的例子，如“收小娘阿嫂例”“小叔收阿嫂例”“外甥转娶舅母为妻”“定婚夫亡小叔再下财求娶等”。这样的婚姻风俗，与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妇女改嫁的做法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收继婚俗中，小叔子可以娶孀居的嫂子，而以儒学为主导的古礼中宣扬男女有别，“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P161）。元代社会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的划分，还有明确的“贵贱”“良贱”区别。因民族间的杂居相处，社会上产生了蒙汉联姻、良贱为婚的家庭。《元史》卷二十一指出“行省官久任，?c所隶编氓联姻，害政”[2]（P455）。 　　蒙古族初入中原时，摧残城市、乡村，欲发展牧业。后来，统治者渐渐认识到了城市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开始重新修建城市，发展经济。元代大一统为南北往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元史》卷五十八指出“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2]（P1345）。元时城市经济相比宋时更为繁荣。马可?波罗感叹北京城的繁华：“凡世界上最为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国其他各省，凡有贵重值钱的东西都运到这里，以满足那些被这个国家吸引，而在朝廷附近居住的大批群众的需要。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多”。[3]（P111）《马可?波罗游记》中还记载了元时常州、苏州、吴州、杭州等城市的盛况。元时城市经济的繁盛程度可见一斑。 　　元时重吏，由吏入官是当时的重要仕途。有感于此，徐元瑞辑录为吏的“律书要旨”写成《吏学指南》。谢枋得《叠山集》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指出“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4]，指出了吏员尊贵的社会地位。然而，事实上吏员却未产生“有益于国”的效用。相反，孔齐在《至正直记》卷三“世祖一统”条指出“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5]（P99）。当时社会吏治腐败，吏员徇私收贿，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百姓苦不堪言。 　　《杂著》“民间疾苦状”指出“贿赂公行，执权者止要良金、美女、俊马、奇珍，百倍其价，物重则钞轻”[6]（P249）。商品需求量多，供不应求，所以物价上升，金钱的购买力变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利益意识的加强，反映到婚姻风俗上来则表现为婚姻重聘财的风气。在游牧民族婚俗的影响之下，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女性不受贞节意识的影响，改嫁的事例也是俯拾皆是。 　　二、元时“伤风化”“败人伦”的紊乱婚俗 　　《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条记载了1237年元太宗下达的一道圣旨，其中指出“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7]（P9），这是元代社会风气的真实反映。蒙、汉文化间的碰撞与冲击，政治上的腐败、民族与阶级矛盾加剧，生产发展，经济上的互相往来，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导致了元时社会“伤风化”“败人伦”的紊乱风气。 　　城市经济繁荣，生活日趋奢侈享乐，出现了婚姻重聘财的风气。《元婚礼贡举考》“大德聘礼”条记载“近年聘财无法，奢靡日增，至有倾资破产，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