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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文化侨易与媒介现象分析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最著名、最流行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中国脍炙人口，流行到了大约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有所闻的程度。用百度搜索“诗意地栖居”，大约可以找到140多万个链接，在CNKI数据库中用这个诗句作为关键词来搜索期刊和报刊，也能搜出近千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①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大众媒介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诗句。若无这个诗句，荷尔德林这一名字大概除了专门研究德语文学的学者及诗歌爱好者外，或许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正因为这个诗句，荷尔德林在中国的学术界、建筑设计界和房地产行业都广为人知。而在德国，荷尔德林之名虽是妇孺皆知，但估计除了少数对德语文学有专门研究的人外，大部分德国人也未听说过荷尔德林的这个诗句。这个诗句从德国传到中国，必须克服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多重障碍及壁垒，而它在中国却取得了在其发源地德国都难以企及的流行度。因而，这个诗句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算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探寻“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在中国传播和流行的路径及过程，或许能够很好地说明一种思想在“旅行”和“漫游”的过程中，所承载的意义经过多重传播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历经扭曲、变形，思想和精神本质发生了变化，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传播力。 　　本文试着从文学思想及文化观念的侨易学、商品美学和媒介现象学角度回顾并分析一下这个著名的荷尔德林诗句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侨易学是由叶隽提出的学术思想，在研究跨文化思想传播中，研究人物、精神的“因侨致易”是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其基本观点是人物与观念的“位移与精神质变联合在一起，才可以被称作为严格的‘侨易现象’。具体言之：在质性文化差结构的不同地域（或文明，单元等）之间发生的物质位移，有一定的时间量和其他侨易量作为精神质变的基础条件，并且最终完成了侨易主体本身的精神质变的现象，我们称之为‘侨易现象’”②。“诗意地栖居”这个诗句从德国进入中国，跨越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具备侨易学观察所需要的前提即时间量、侨易量，也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质变，因此，从侨易学视角透视和观察“诗意地栖居”在中国进入学术界和大众传媒这一文化现象，或许会有一定收获。 　　认真校勘、注疏和翻译荷尔德林著作的学者刘皓明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歌“In lieblicher Blue”（中译：《在迷人的蓝光里》、《在可爱的蓝色中》、《在柔媚的湛蓝中》等等）本身就是疑文。他的论点如下：第一，这首诗的最早出处是1823年出版的一本以荷尔德林为题材的小说《斐厄同》（Phaeton），这首诗究竟是小说作者自己写的，还是荷尔德林写的，尚存疑。第二，20世纪初由Hellingrath编校的荷尔德林著作版本对此诗的这一来历进行了记录。第三，20世纪中后期的荷尔德林著作权威版本斯图加特版，将这首诗列为疑文。第四，这首诗从语言到内容到风格都与荷尔德林同期（亦即他的疯癫时期）诗作截然不同。因此，在德国学界，除了海德格尔，几乎没有其他学者以此诗作为进行严肃讨论的学术主题。刘皓明：《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误读》，《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11日，第19版。 　　张芸：“诗意地栖居”的文化侨易与媒介现象分析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主要包括六篇关于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他对荷尔德林的诗歌进行筛选，并且加以阐发。“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德]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熊伟译，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第36页。，因而荷尔德林是“诗人之诗人”[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36页。。但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更多的是通过荷尔德林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和哲学观。⑥徐岱：《批评游戏：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111页。“诗意地栖居”能在中国学术界流行起来，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对诗人荷尔德林的推崇以及在其阐释中对此诗的一再引用。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的第二篇《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诗中的几个诗句作为该文的“主导词”，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十分流行的“充满功德，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十分钟爱这句“诗”，所以在书中《人之栖居》和《筑?居?思》等文中一再引用。 　　海德格尔对这一诗句的推崇和引用在哲学界和文学研究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文学研究界认为，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诗歌进行了断章取义，破坏了诗歌文本的统一，并且海德格尔还“明确要求是对荷尔德林的唯一权威性的解释”，他还“对荷尔德林一些诗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