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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手理性设计与社会发展 　　 “看不见的手”并非纯粹的经济分析工具，而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除去经济学、神学等意义外，“看不见的手”原理具有深刻的发展观意蕴。它不仅揭示了国民财富自然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且阐发了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强调社会发展本质上不是理性预先整体设计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相互作用的自然结局。上述思想对于后发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增长;“看不见的手”;理性主义;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1-0165-05 　　刘会强(1967―)，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哲学、发展哲学。(上海 201701) 　　 　　近代以来，关于发展问题讨论的分歧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理性设计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一方，把理性设计视为影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为经济增长、社会繁荣是政府进行积极管制的结果。与这种整体主义的思路不同，斯密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强调在市场社会，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其过程和结局都是人类理性无法预先进行整体设计和构造的。在本质上，它们是一个由自利心驱动的自生自发的过程，质言之，是每个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回顾和梳理这段思想论争，对于后发国家无疑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看不见的手”与“管制的国家化” 　　 　　作为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分别只出现了一次，虽然如此，但其深刻的思想意蕴却渗透于斯密学术活动的所有领域。可以认为，对于斯密而言，“看不见的手”绝非纯粹的经济分析工具，而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用来描述这样一种原理，即“由于个人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一种能产生善果的社会秩序出现了。”[1](P1069)然而，学术史的考察表明，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范畴本身，还是其中蕴涵的基本见解，其原创之功都不应归在斯密的名下。就前者来说，类似的用法远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 　　那么，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用意和价值何在？在我们看来，从经济层面分析，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探究一条不同于重商主义的经济增长的新路径。 　　众所周知，现代世界把斯密尊为古典经济学的祖师，《国富论》亦被视为系统阐释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之作。然而，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斯密。事实上，这也是重商主义者思索的重要议题之一。英国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8226;孟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就是专门讨论财富增长的手段和方法的。但是，在根本上，重商主义奉行的财富增长路径与斯密截然不同。撇开具体观点的差异不论，早期和晚期的重商主义皆以“管制的国家化”[2](P42)为其显著特征，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由于一国之所得必为另一国之所失，因而，只有强国才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这样，国家管制就势在必行，诸如外汇管制、出口论断、海运保护等等，不仅如此，国家还要全面介入国内的工商业活动。重商主义关于经济增长的这些主张受到西欧诸国当权者的欢迎，并转变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国策。其影响相当久远，在英国一直延续至斯密生活的时代。 　　斯密(1723-1790)生活在产业革命前期的英国，寻求国民财富增长的最佳途径构成这个时代英国社会的强烈诉求。这是因为在18世纪初与英格兰合并之后，苏格兰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但是，仍有一些难题困扰着前进的步伐。一是重商主义的残余观念与政策影响还在发挥作用。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便凸显出来：国民财富增长的有效途径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究竟是什么？是倚重原有的重商主义取向还是另辟蹊径？二是追求私利是否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普遍衰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种行为又如何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对此，许多有识之士疑虑重重，担心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个人财富的急剧增加将导致社会伦理的衰败和道德观念的沦丧。现实的挑战催动理论思维的创新。面对时代课题，斯密博采众家之长，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以带有隐喻意味的“看不见的手”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形象地展示出来，从而揭示了国民财富增长与道德发展的新路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来自资本和劳动的自然增长，而管制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国家管制的种种措施不仅破坏产业的自然均衡，减少财富的增长，而且还腐蚀国民的精神，使工商业者腐败，从而产生极大的道德危害。所以，能够有效增进国民财富的路径是由“看不见的手”引导的经济的自然增长。 　　 　　二、“看不见的手”与财富的自然增长 　　 　　斯密之所以反对国家管制、致力寻求国民财富的自然增长机制，在实践上，是为新生的市民社会开拓适宜的生长空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