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遗稿发现与研究价值.docVIP

笔谈遗稿发现与研究价值 　　一 　　 　　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交往，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时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涉及方方面面，且极其深远。 　　以文字为例，日本自古虽有自己的语言和语法，但却无自己的文字。中日交往后，日本就逐渐模仿中国的汉字而造就了“假名”文字，“假名”的起因是“倭国”（日本古称）人将汉字经很长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简化，这并非一人之功。到9世纪中期，倭国流行有两种书写文字：一称“片假名”，是借用完整的汉字作其文字；另一称“平假名”，是日语中表音符号的一种，称“五十音图”，其中除一两个例外，其余大都是从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的草书变体演化而成，用作拼音字符。但因当时已先有语言，尔后才借用中国的文字来造字，所以不同词语中的相同的字，其发音就完全不同，同一个日本的“片假名”汉字可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而这两种读法中又各自还存在种种不同的读法，可说是变幻莫测。据陈涛先生的研究，一个“片假名”的“生”字，有大约200余种不同的读法。因此，明治维新以前，在政府颁布的文件、纪录或书写的文章中，一律都习惯用“片假名”（汉字）书写，以表其庄重、严肃；而那些民间的和歌、俳句、游记、日记、随笔等，多为自由抒发日常生活、个人内心感情的散文体裁，若完全借用“片假名”（汉字）书写，读音往往相异，难以体现出其应有的情调，所以，文学作品，特别是宫廷女子们所创下的王朝女流文学，如《竹取物语》、《古今和歌集》、《伊氏物语》、《土佐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源氏物语》等，均是无标点符号、亦无任何一个汉字的“平假名”的文体，情调上显露得很细腻。这样，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文字的书写一般是男用“片假名”，女用“平假名”。两者之间是不通用的，有点势不两立的意味，这也是世界文字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平假名”为早期日本女性专用之文字，后来随着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这部文学名著的大流行，使得日本男人也开始接受和使用平假名了。不过，在日本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汉文在统治者和学者中一直通用，几乎是无人不懂的。不仅当时官方颁布的文件是完全用汉文书写的，连中国古代的那些《论语》、《老子》、《诗经》、《史记》等经典名著以及唐诗宋词等，也都是用原文教授的（当然发音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日两国的统治者和文人墨客间，相互用言语交谈，需要找个翻译；而用文字“笔谈”，则无须翻译即可领会对方的意图。这种现象一直沿袭到19世纪的明治时代。 　　正因为这种“同文”情况的存在，所以，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日本从中国比较容易地学习到了不少优秀的东西，不仅文字、文学、科学、技术、艺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了直接的、深邃的影响，就连一般的民间习俗和生活方式也都仿效。 　　 　　二 　　 　　尽管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悠久，彼此也有使节往来，但真正建立起外交关系，却较英、美、法、德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要晚。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大清政府“门户开放”，1842年的《南京条约》订立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就相继建立起所谓“对等”的国交关系，开始互派大使、建立使馆。1860年大清政府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处理各种外交事务。但大清政府与日本国之间关系，却仍以“大信不约”（彼此信任不用缔约）为借口而迟迟没有建立起对等的近代国交关系。直到1873年，才由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达宗城在天津缔结了《中日修好条约》18款，在其第4款中规定了“两国均可派遣秉权大臣……驻扎京都”。日本方面很快就派遣柳原前光为首任公使，前来北京常驻。而大清政府却在3年后才决定人选准备派驻日本，后又因种种原因迟迟没有赴任，又2年（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才派遣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正使、知府张斯桂为副使，率一干人等前往日本常驻。自此才开创了中国与日本的“正式”通交关系。 　　两国的这种“通交”，作为政府行为应当是“对等”的，而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原因在于日本经“明治维新”后，国力渐趋强大，开始“脱亚入欧”，跻身于世界列强，有向外扩张的野心，虎视眈眈于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事事、处处彰显出霸权主义的蛮横态度。但与政界相反的是，日本一些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和士族，则有着极深的中国情结。因此，当大清使馆的官员们来到日本以后，不仅使因通商而长期留居日本、从来没有受到国家眷顾的相当多的华侨欢欣鼓舞，还得到一大批对中国极为友好的日本名门望族和文人墨客的欢迎，如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增田贡和冈鹿门等，他们经常邀请大清使馆的官员或工作人员，或在使馆里，或在自己的府第，或在酒楼坊间，或相聚于公园名胜处，一起进行友好的“笔谈”。 　　于20世纪40年代，被早稻田大学著名汉学家实藤惠秀发现、称之为“大河内文书”的这批“笔谈遗稿”，就是当时一位爵号称“源桂阁”的日本友人精心保留下来的。源桂阁（1848～18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