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伪女性叙事及宫斗剧价值观异化.docVIP

甄嬛传伪女性叙事及宫斗剧价值观异化 　　宫斗剧《后宫甄嬛传》历经网络在线观看、地方台热播以及各大卫视上星力捧后，几近形成横扫全民之势。在短短的两年间，《甄嬛》剧就登陆了全国各大卫星电视及地方数十家电视台或频道。《甄嬛》剧获得了“秒杀其他宫斗剧”的网评，甚至被奉为优质女人的个人奋斗史、女性职场圣经。但《甄嬛》剧美轮美奂的制作并不意味着该剧超越了一般宫斗剧的格局和意义，事实上，该剧价值观的异化比其他宫斗剧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情爱的异化 　　爱情的本性与自由最接近，但爱情却未必给人带去自由，别尔嘉耶夫早已提醒世人：“爱情可能是最大的奴役”。① 在《甄嬛传》中，两性之爱被演变为一种极其隐蔽和有效的剥削形式。皇宫内的两性资源严重不合比例，皇帝哪怕是一介平民，坐拥分配“侍寝”资源的绝对权力，贵为皇后、妃子的众女子也都只能俯首称臣。建立在平等和两情相悦基础上的爱情失去根基，女性只是单方面取悦帝王、被悦于帝王。当“侍寝”变成女性获取一切有关衣食住行等明确现实利益的唯一途径时，爱情被工具化了，“侍寝”显露出了其具有剥削本质的真面目。《甄嬛传》传递的两性核心信息不是爱情，而是被宠幸与被承认，女性最终被认可的只是赤裸裸的性资源与单纯生殖机器的价值。两性关系已被异化为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甄嬛传》中异化的不仅有爱情，还有亲情。皇帝因为一嫔妃的“美色”不足，连带不爱这名嫔妃所生之子，居然几年不见亲生儿子一面，令无辜的小阿哥倍尝人间冷暖。皇帝为政治利益嫁妹于年迈的准格尔汗，令亲妹妹痛不欲生。甄嬛的亲妹妹也因为嫉妒姐姐的美貌与受宠，竟然替甄嬛的“劲敌”华妃充当“内鬼”。当亲情一旦面临利益之争时，亲人总会很“受伤”，亲情也一再轻易被否定和抹杀。 　　尽管剧中所有嫔妃均以“姊妹”相称，但实际关系却势同水火，要好的嫔妃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盟友。盟友当然是以利益为首要考量，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考察甄嬛从头至尾真正的朋友，只有两名：眉庄与淳儿。眉庄无心争宠却能侍奉好太后，属于有靠山的人，与眉庄的友好可以使甄嬛一定程度上接近权力资源；淳儿尚未成年，对甄嬛言听计从，易被拉拢和指使充当前锋，且年幼即遭非命，未及发生利益之争。不构成竞争、有利用价值，这就是甄嬛所能给予友谊对象的条件。眉庄、淳儿之于甄嬛，正如安陵容之于皇后、曹贵人之于华妃等，剧中的友伴们往往是借友情之名，依各方势力与利用价值为根据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二、女性的异化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专制维系于女性的惯性的容忍。正如阿伦特所说，权力得以维系需要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暴力，二是公众默认，而公众默认比暴力的作用更隐蔽和持久。《甄嬛传》中的女性对皇帝不经反思的顺服、对宫廷等级秩序无条件的绝对妥协，使被异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两性关系成为了理所应当。如果说古代闺怨诗中的怨愤显示出了早先女性的觉醒，因而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在这部由迈进新世纪的现代人所拍的电视剧里，女性被塑造为对男性的绝对盲从和放弃反抗，则是一种女性意识的显著倒退。 　　《甄嬛传》重构了一个男性绝对主宰地位的世界，强化以女性的绝对服从为特征的内在秩序，剧中两性关系的实质是占有者（皇帝）与被使用物（嫔妃）。在这种以“主宰——服从”为特征的秩序中，电视剧反复强调女性（嫔妃）取悦于男性（皇帝）的必需性与正确性，为两性的不对等关系做了大量日常化、正常化的铺陈。嫔妃们不仅要为悦己者“容”，甚至应当为悦己者“生”，按照皇帝的喜好与理想开发并展现自我技能与才华。此刻，女性的真实自我被遮蔽了，女性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并以悦己的目的生存，《甄嬛传》所展示的正是典型的男性中心视角。对剧中女性而言，任何才情如果不受外在评价（皇帝）的承认，就不配称作才情。女性变成了客体，以可能“被发现、被使用”的物的拟态形式去完成自我塑造，嫔妃们的“奋斗史”也就是女性将自我彻底“他者化”“客体化”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将《甄嬛传》比拟为宫廷版的《杜拉拉升职记》完全不合适，因为后者中女性的自尊与觉悟、独立与自强远不是伪女性视角的《甄嬛传》所能企及的。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是被父权社会“建构”而成的。这种“建构”依赖传统社会的两性观念，作为社会观念载体的文艺作品，其中被反复强化的典型女性形象，正是由男性按照自我理想塑造的女性模型。《甄嬛传》大量铺排外表美貌、（对男性）行为顺服的物化形态的女性典范形象，其间表现的所谓女性内心和女性之间的世界，不过是一种站在“伪女性”立场上对男性逻辑与父权框架的重申。争风吃醋的嫔妃们不过是一群被囚于皇宫里、对主人百依百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性奴。正因为如此，毫无性别自觉与反抗意识的嫔妃们所遭受的痛苦不具有悲剧感染力，她们的个别成功也不具有喜剧效力，她们相互间的倾轧与阴谋斗争更不具有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