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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矿业逻辑机理实践探索与推进策略 　　摘 要：发展“绿色矿业”是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绿色矿业”发展具有主旨统一性和实践多样性、国家主导性和企业渐进性，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构建和政策支持。“绿色矿业”的运行体系是由相关主体（绿色政府、绿色企业、绿色社会、绿色市场）及其功能共同形成的网络结构，各主体多元化、多维度的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绿色矿业”的有序发展，最终实现“矿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成果共享”的目标。我国发展“绿色矿业”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既有目标的同一性，又有方式的差异性。当前，我国“绿色矿业”发展还存在标准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发展格局不协调、协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行业协会及社会的协调支撑作用，并构建和优化“绿色矿业链”和“绿色矿业区域板?K网络”，推动“绿色矿业”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矿业；绿色矿山；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方式转变；产业链；区域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4.5；F40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2-0079-12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绿色发展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和重要规制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事实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的绿色发展观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人们对利润追求和资源攫取的最大化，既带来了经济社会的高度繁荣，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正如陈学明指出的，以效用性和增殖性为主要原则的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有一种固有联系[1]）；进而，只有通过社会变革和制度更替才能解决生态危机[2]。列宁也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破坏，主张对自然资源进行国有化和循环利用。工业革命带来的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也迫使西方学者进行深刻的集体反思。英国学者贝尔纳指出，盲目开采和浪费矿产资源，严重危害了土壤和植物；现代机械化农业和林业成功的代价是毁灭了地球上大到危险比例的土壤面积，对于几乎所有生物都不利[3]。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退化及环境污染的关系，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4]。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如果现有的经济快速增长模式不加限制，地球将很快到达“增长极限”，避免这一趋势的“良药”就是限制增长[5]。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义，即“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6]，这一理念得到广泛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也日趋强化。针对传统发展观的弊病，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党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认识不断升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矿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一直以来也因其“先破坏后治理”或“破坏后无力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给环境带来较大破坏。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绿色矿山”成为矿山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矿业”成为矿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当前，绿色发展和“绿色矿业”已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胡鞍钢和周绍杰（2014）分析了绿色发展的功能、机制和战略，构建了涵盖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交互机制[7]；卢风（2017）指出，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超越科技万能论和物质主义[8]；张乐和顾雨婷（2017）从创新驱动、统筹协调、开放合作三个方面建构了绿色发展的新路径[9]；张晒（2017）从空间秩序的角度探讨了绿色发展的逻辑和路径[10]；陈佳等（2016）尝试对绿色发展进行量化和测度，从技术角度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标准[11]。 　　学术界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为“绿色矿业”的实践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视野和政策依据。朱训（2013）对“绿色矿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思路进行了阐述和分析[12]；乔繁盛（2013）论证了生态文明对“绿色矿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推进其发展的对策建议[13]；栗欣（2015）对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