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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犯罪的压力―反应成因分析 　　摘要：通过论证压力―反应模式在研究中国农民犯罪中的适用性，构建出中国农民犯罪成因分析的理论模式。运用此种模式，系统地分析了农民犯罪的发生机理和深层次原因，认为经济压力是农民犯罪的主要动因，并且对包括历史的、主观的、环境的、技术的等多方面的经济压力的来源进行了进一步细致的分析。 　　关键词：农民犯罪；压力―反应模式；犯罪成因；经济压力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153―06 　　农民犯罪作为当前涉及社会群体、影响范围都最为广泛的不稳定因素，不仅破坏了和谐的社会环境，冲击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直接威胁着社会稳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阻碍。那么导致农民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农民犯罪的原因：经济压力首当其冲 　　（一）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 　　运用压力―反应模式这一分析工具，来考察农民犯罪问题，将农民犯罪看作农民对于经济压力的一种反应方式。这是有其科学性的。因为纵观各种农民犯罪，其动机大多集中在一个“钱”字上。无论是盗窃、抢劫、诈骗，还是贩卖人口、财产纠纷导致的人身伤害，亦或是由维护经济权益而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其主要目的均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通过对陕西省的主要刑事案件作的分类统计可以看到：在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主体中农民占53%，在抢劫犯罪中农民占50%，在盗窃犯罪中农民占53%；另外，在诈骗犯罪和毒品犯罪中农民所占比重分别是61%和39%。显然，相较于其他社会主体，农民在所有侵犯财产犯罪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这一结果反映出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其犯罪与经济利益之间具有更强的相关度。 　　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证实。根据张雪筠对天津市农民犯罪的研究，该市农民犯罪中，以获得财产为目的的犯罪是所有类型中占比重最大的，1990年仅财产犯罪和经济犯罪两项占比高达74.3%，1999年这两类犯罪占比为61.2%。农民犯罪的罪名也主要集中于几个与经济利益有关的罪名上，如盗窃、抢劫等。 　　我国的农民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主要是侵犯财产权、暴力以及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尽管各地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农民犯罪变动趋势各有差异，但是所有的报告均显示，这类犯罪在所有犯罪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且多为80%左右。而这一特点在贫困地区尤甚。根据陈忠林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古蔺两县的考察研究结果，贫困地区农民以获得财产为目的的犯罪高居各类犯罪之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农民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的内部结构也正在发生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般性的侵犯财产权案件（如盗窃案件）逐渐下降，带暴力或者暴利性、智能型的犯罪案件（如抢劫、诈骗、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等）呈上升趋势。 　　（二）农民犯罪与经济利益相关性的理论考察 　　历史唯物主义犯罪学理论的观点认为，犯罪的发生总是有其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历史背景。因此，离开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的背景，我们是无法准确地说明犯罪的根源、目的和手段的，更无法说明各个社会群体犯罪的特征和原因。对于我国农民犯罪的研究也应当按照这样的要求，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来考察。相较于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农民犯罪，我国现阶段的农民犯罪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由我国农民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首先体现在犯罪以直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一些罪犯往往企图通过犯罪行为获取非法的经济收入。从现有的经济利益格局来分析，构成非法收入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贪欲型犯罪收入，即在已有较高收入的基础上谋求更高的收入，例如官员贪污、受贿，企业偷漏税获取的收入；另一类是补偿型犯罪收入，即在现有的经济利益关系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获得的非法收入。我国农民犯罪取得的收入就是这种补偿型犯罪收入。之所以称之为补偿型，在于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的利益一直是受损的状态。而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客观原因，如自然条件、技术水平等因素引起；二是社会结构因素。但是，即使农民的劣势地位因农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工业发展要农业积累全力支持而形成，也不能掩盖农民的补偿型犯罪收入的违法性。对于现有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只能通过调整分配机制等合法途径来进行，犯罪是对合法的经济利益关系的非法调整和反叛，是违法的。 　　犯罪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还表现在它是对合法经济秩序下形成的经济压力的反应。类似于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当社会成员承受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后，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当我们的研究限于观察社会成员个体，而不是几代人时，就可以把社会体制制度作为决定社会成员应对经济压力能力的惟一因素。因此，社会成员在承受了经济压力之后，就不再考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