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刑讯现象文化机理探究.docVIP

中国古代司法审判中“刑讯”现象的文化机理探究 　　[摘要]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司法审判中，刑讯是一种惯常现象。这一现象构筑了古代刑罚文化的特征之一，也是现今社会刑讯逼供现象的遗传基因之一。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肉刑刑罚遗风、工具主义刑法观、重权力轻权利观念、“无讼”思想等对这一现象的存在起了重要作用。对刑讯现象的文化机理进行探究，有助干正确认识古代的刑讯及当今刑讯现象的分析、矫正、预防。 　　[关键词]司法，刑讯，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20-05 　　 　　“刑讯”是古代司法审判中的一大特色。考察刑讯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萌芽、制度化、法律化的渐次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的朝代对刑讯的弊端有所认识，但从没有见过“禁刑讯”的规定，而是原则性地规定“有条件的刑讯”及超出“条件”的处罚，但也极少见因“刑讯过限”受到惩罚的案例。因此，对于“刑讯”这一现象，中国古代的法律是持默示态度的。任何一种现象往往都能找出背后支撑其存在的文化机理。“刑讯”作为古代司法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背后的文化机理是什么呢?文章认为以下因素对该现象的存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肉刑刑罚遗风的影响 　　 　　不可否认，先秦遗风对我国封建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刑罚当然也不例外。先秦时期，刑罚体制是以肉刑为主体的“五刑”制度，通常以为，夏之前的“五刑”包括：黥刑(面额刺孔)、劓刑(割掉鼻子)、?n(割掉耳朵)、??(击残击废男女生殖器)、杀戮(除掉生命)。夏至秦时期“五刑”包括：墨刑(面额刺墨)、劓刑(五官残损)、刖刑(四肢不全)、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废除女性功能)、大辟(除掉生命)。在先秦，施以肉刑的案例屡见不鲜，尤以商代为最，以“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为典型。以肉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的规定及实施，丝毫看不出对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尊重。 　　这种遗风直接影响到的刑罚与司法。秦朝以严刑峻法著称于史，丞相李斯更是受“具五刑”而死。及至汉朝，文景时期的刑制改革在肉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文帝以“缇萦上书”为动因之一，大胆进行刑制改革，废除黥、劓、刖刑，将黥刑改为髡钳为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尽管如此，由于笞数较多，使受笞之人多死伤，因此时人评价其改革为“外有轻刑之名，实为杀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紊乱，肉刑有所抬头，而且关于肉刑存废的问题有很大的争议。隋唐以降，基本确立起“笞、杖、徒、流、死”的封建刑罚体系。虽然不再是以肉刑为主体，但是“笞、杖”之刑仍脱不了肉刑的痕迹。 　　在肉刑刑罚遗风的影响下，司法审判中的刑讯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许多朝代都规定了有条件的刑讯制度。如秦规定：“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虽智(知)其施，勿庸辄诘。其辞已尽书而毋(无)解，乃以诘者诘之。诘之有(又)尽听书其解辞，有(又)视其它毋(无)解者以复诘之。诘之极而数施，更言不服，其律当治(笞)谅(掠)者，乃治(笞)谅(掠)。”汉朝景帝对笞刑用具明确规定“笞者篓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虽其本意并非为拷问之设，但吏滥用之，也使其常成为拷讯的依据。南北朝时期，刑讯趋于制度化。“惟刑讯著之于律令，则始于南朝梁之所立之测罚，陈承之”。“北魏鞫囚限于杖五十，历北齐、北周至隋，各有其刑讯之制”。唐朝对刑讯适用的前提、刑讯的立案程序、刑讯的实施和禁止有较为详致的规定。宋、元、明承唐制，对刑讯都持有条件的容许态度。直至清末的《大清现行刑律》才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命令禁止刑讯。 　　二是刑讯器具较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更加发达。在先秦，刑讯器具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石块、棍棒、鞭子、竹片等。而在整个封建社会，拷讯刑具达到登峰造极，花样繁多，功能齐备。这一时期产生的主要拷讯刑具有笞棍、荆条、大杖、小杖、常刑杖、竹板、制鞭、法鞭、常鞭、棍棒、超棍、铁鞋、钉床、夹棍、匣床、拶子、脑箍、沙袋、跪链、铁骨朵、木枷、打板子、老虎凳、站笼等。如此形式各异的刑具，为刑讯提供了技术支持。 　　 　　二、工具主义刑法观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法治没有成为法律文化及法律实践中的重要支脉，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法律工具主义盛行。关于法律工具主义，现代学者们探讨颇多，除对其定义的探讨外，还涉及其缘起、中西比较、特征、功用、影响、弊病等诸多方面。关于其定义，较为一致的认识是：法律工具主义是一种关于法律本质与法律功能的法学世界观和法学认识论。它强调在社会系统中，法律只是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性手段，强调法律的统治功能。 　　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法律工具主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