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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的变迁及启示 　　[摘 要] 　　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整合执政资源以巩固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以经济绩效为核心和以“法治”为核心的重大转变。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洞悉其演变规律，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合执政资源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执政资源；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法治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29-04 　　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政治优势所能控制、支配并加以权威性分配的一切资源，是执政党实现其执政目标可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与有利条件的总和”。[1]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整合繁杂多样执政资源，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因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利益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它的‘合法性’信仰”。[2]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确立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这对党的执政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范式和治理模式。思维方式即革命思维，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特点是二元对立，动员一个阶级（阶层）剥夺另一个阶级（阶层），“打倒”、“推翻”等话语鲜明表现了这一点。治理模式的特点是运动群众，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强力灌输和美好愿景的许诺，凭借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短时期内动员起强大力量实现其主张。革命胜利后，这一革命思维和治理模式自然地延续到执政中，并以此整合执政资源。 　　首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了意识形态一元化。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着手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城市工人和职员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3]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4]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5]在这一系列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部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全国各阶层都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地位。 　　其次，进行大规模组织建设，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是形成了从中央、地方到最基层的组织体系。二是党在各级权力机关中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实现了党对这些机构在纵向和横向上的领导。三是党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实现了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延伸，全面掌控政治和社会资源，将国家和社会都纳入到了自身体系当中，形成了一元化的领导。 　　再次，强调统治绩效，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重构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经济上，短时间内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上，荡涤了旧中国遗留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短期内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迅速巩固了新生政权。 　　革命和建设的双重胜利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权威，而基于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给人民承诺了无限美好的愿景。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辅之以党的组织结构和统治绩效三位一体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党深嵌于国家机器和各种社会组织中，国家建设等同于党的建设，建设国家的力量立足于单向度的党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制度弹性和理性思维，当需要党随着国家和社会变革做出调整时，党的反应是滞后的，且易将政策上的歧见和认识上的差异视作对党的背叛，视为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威胁，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秩序缺失和社会动荡，而这种秩序缺失和社会动荡又促使党更加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于是，“执政党的现实目标迅速指向一个被称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6]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对社会的重塑，这种以强化意识形态地位的各种“群众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长期动荡，而且动摇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