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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摘要：“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无讼”；西汉；地方治理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观。孔子日：“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意为通过较长时间的德礼教化，最终将会使残暴之人消除犯罪的心理和动机，最终达到无人犯罪、刑罚可以搁置不用的理想境界。孔子还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即：我担任司法官，也像别的司法官一样审理判决案件，但是我的理想不仅仅是听讼，解决纠纷，而是要在听讼中进行德礼教化，最终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争讼之心，以达到人们不再争讼，使刑罚最终可以不用的目的。其中阐明了“无讼”的社会理想和司法价值观。而对于如何实现“无讼”，孔子开出。的是一套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为政在人的治理方案。总体上是以德去刑。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苟子，进一步将这一治理方案具体化，从而形成了先秦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方案。而在汉代以前，儒家的综合治理思想尚停留于思想层面。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复兴及文化整合，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一定程度上为一些地方郡县官吏所接受，甚至推崇。他们将先秦儒家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应用于治理地方的具体实践，从而使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由象牙之塔步入社会治理实践，开创了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 　　 　　一、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开创历程 　　 　　汉代，在复兴传统文化、整合先秦政治法制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但是．这一将儒家社会治理模式运用于地方社会治理的实践历程，本身却是一条复杂而艰辛的道路。 　　首先，汉初汉高祖至汉景帝时代，地方行政司法官吏还普遍不具有将儒家社会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付诸具体治理实践的明确意识，但是，儒家社会综合治理模式的运用已初见端倪。 　　汉初七十余年，由于全民思治，人心思定，国家奉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此时的地方治理主要以清静无为为主要模式。当然，随着先秦儒家政治法制思想的复兴，儒家政治法律中的礼治观、德治观及治人观，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汉初的地方治理。例如：汉景帝时代，蜀守文翁在地方治理中，就将施行教化作为施政重点。他将郡县小吏中一些开敏有材者选拔出来悉心加以教导，并将他们送到首都长安学习；在成都设立官办学校招收下属各县子弟为学生，还免除他们的赋税，学成后选用他们为吏；每当下行属县时他都要让“明经”者同行，以宣传法律政令。文翁对蜀郡的治理，改变了蜀地的陋俗，“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可以说是儒家综合治理模式在汉初的最初实践。但是，总体上说汉初汉高祖至汉景帝时代，地方郡守县令还普遍不具有将儒家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付诸具体治理实践的明确意识。 　　其次，汉武帝时代，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由于政治法制上所采行的是“严刑法，任酷吏”的法家路线，因而阻碍了儒家综合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实践。 　　汉武帝时代，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经大儒董仲舒整合后的新儒学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实际上为儒家综合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的实践创造了思想条件。但是，汉武帝实行酷吏政治，“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导致“民用凋敝，奸宄不胜，时少能以化治称者”。即在地方治理中很少有以德化民、实施教化、少用刑罚者。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无讼”理想得不到实践，反之，地方治理及司法实践中却多是严酷之政。此外，汉武帝时期制定的专门对付地方郡守县令的《见之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沈命法》等，在地方官的法律责任上“缓深故之纵，急纵出之诛”，从而将地方司法官员推向了一种以酷为能的境地。而此阶段，司法腐败现象也十分严重，所谓“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以死比，议者皆冤伤之”。这些使得儒家综合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不可能得到实践。 　　再次，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对汉武帝时期政治遗产的反思及总体上所施行的“王霸皆杂”的政治法制路线，为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地方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提供了政治基础，使儒家综合治理模式及“无讼”理想在地方治理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开创了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篇章